列車一直向前行──回頭看台灣新電影浪潮

侯孝賢憑《刺客聶隱娘》在康城影展奪得最佳導演獎,媒體多形容為十年磨一劍。不過如果由他投入「台灣新電影」浪潮開始算起,他在三十年前就已揮劍成河,拍出代表作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華語電影分別出現了三股代表革新力量的浪潮,按時序是:香港電影新浪潮、台灣新電影,以及中國第五代導演的冒起,都是新銳的電影創作者,破舊立新,改寫了當時華語電影的面貌。台灣新電影由《光陰的故事》開始,到後來吳念真、侯孝賢、楊德昌、陳國富、詹宏志等人組成電影合作社,促成了《悲情城市》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那張一字排開的合照,正好標誌那個滿有衝勁的美好年代。

台灣新電影二十周年的時候,紀錄片導演蕭菊貞曾拍了《白鴿計畫》,由中影公司起用新導演拍出《光陰的故事》,為台灣新電影奠下基礎,到侯孝賢以「一杯看劍氣,二杯生分別,三杯上馬去」談浪潮中人的聚散,各奔前程,仔細交代這場電影運動的來龍去脈。台灣新電影三十周年的時候,紀錄片《光陰的故事─台灣新電影》就嘗試另闢蹊徑,少談浪潮始末,多談它的價值與意義,談它對後來者的影響與啟發。這部紀錄片曾在去年威尼斯影展經典單元(修復經典及影人影事單元)率先亮相,由旅居法國的台灣導演謝慶鈴執導,走訪世界知名電影人及藝術家,包括日本的是枝裕和、黑澤清、泰國的阿彼察邦、法國的阿薩耶斯、中國的賈樟柯等。

如果想多了解台灣新電影的前因後果,看《白鴿計畫》甚至是楊力州為金馬獎五十周年拍的紀錄片《那時‧此刻》,會比較清楚。《光陰的故事─台灣新電影》似乎假設觀眾都大概知道台灣新電影是怎麼回事。據知影片訪問了逾五十人,由於片長所限無法全數採用,現在只出現 27 人。請來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作引言,提到台灣八十年代的主軸是發洩和撞擊,當時年輕的創作者透過不同的藝術形式去回應社會變化,電影是其一。然而他提及《風櫃來的人》時卻把戲名說錯了。為什麼不是由跟台灣新電影關係更密切的人來做引子?導演的取捨叫人不解,譬如艾未未和劉小東的出場,除了因為他們的名氣,看不出有什麼必要(卻又刪了王家衛)。讓 Jazmin Lopez 跟另外兩位阿根廷導演談他們眼中的台灣新電影,也是蜻蜓點水。而在台北市文化局新聞稿出現的柯一正、王童、吳念真、魏德聖、陳駿霖,都在影片中消失了,看來導演是要集中從台灣以外的視角去看這場電影運動,然而焦點散亂,討論流於表面,難免有隔靴搔癢的感覺。

周遊列國的訪問片段,也來到香港,訪問了舒琪和羅維明。舒琪並不只是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學院院長,也曾是《悲情城市》的海外宣傳統籌,而當年台灣電影及文化界聯署「台灣新電影宣言」,陰差陽錯竟在香港的《電影雙周刊》率先刊出,舒琪亦在該期雜誌撰文呼應,更與李焯桃分頭找香港的電影及文化界聯署聲援。羅維明也曾在台灣報刊化名撰文力挺楊德昌的《恐怖份子》。這部紀錄片是找對了人,卻沒有交代他們跟台灣新電影的關係,也沒有問到更重要的東西。中國導演王兵跟楊超突然爭辯中國第五代導演沒有台灣新電影對個人的關懷,儘管有趣卻離題。影片沒有把握台灣新電影三十周年的回顧時機,沒有反思浪潮引發的爭議,只是再次肯定它的光環。

《光陰的故事─台灣新電影》用了「上路」作為主要意象貫穿整部影片(行駛中的捷運列車、《戀戀風塵》的火車,到片尾《南國再見,南國》騎機車在路上奔馳的片段)。侯孝賢壓軸出場談到「影像的形式已經玩到不能再玩,最重要還是那個時代的內容」。列車一直向前行,在台灣新電影歷經三十年後的今天,時代的內容又是什麼?影響和傳承,除了阿彼察邦、是枝裕和、賈樟柯,以至鮑鯨鯨,為什麼不談談台灣本土?曾當過楊德昌副導演的魏德聖、參與過《一一》拍攝工作的陳駿霖、深受台灣新電影啟蒙的林靖傑、侯孝賢主導首屆金馬電影學院的學生趙德胤、曾獲侯孝賢監製首部作品的侯季然,都見證台灣新電影的薪火相傳,遺憾影片沒有談到這部份。據知製片王耿瑜正籌備影片的後續專書,完整記錄那些無法放進影片的訪談內容,結構和編排會跟電影很不一樣,期望屆時可以看到更豐富更深入的討論。

(刊於《號外》第 466 期《Movie Xtra 別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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