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可夫斯基的影像詩篇

開始是一場夢:陽光燦爛的草地上,有蝴蝶飛舞,有男孩天真的笑聲。小男孩彷彿飛越了樹林,衝下山坡,滿心歡喜地奔向母親。然後鏡頭一轉,美好的夢境突然被切斷,接上一片破落的景象。小男孩臉上的笑容不見了。他在一間齷齪的空置小屋中醒來,獨自走過戰火下的荒野。在故事的現實裡,他已經家破人亡,當上了負責偵察敵方軍情的小兵。

已故導演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第一部長片《伊凡的童年》(Ivan’s Childhood, 1962),描寫一個十二歲小兵伊凡的故事,就由一個夢境開始。他在電影中插入了四段夢境,有草地上的美好回憶、水井裡的星星、雨後散落一地的蘋果、海灘上嬉戲的小孩。在一部以戰爭為題材的電影裡,沒有雙方軍隊交戰廝殺的場面,卻因為加入了這些夢境,凸顯出戰爭的殘酷與恐怖。而夢境的穿插、滴水的聲音、呢喃細語、飛行的母題、超現實的意象、生者與死者的對話、新聞片段的切入、潛行的主題、廢棄的教堂、犧牲與救贖等等,在塔可夫斯基往後的作品裡,仍不斷反覆出現。

塔可夫斯基生於解體前的蘇聯,畢生只拍了七部電影及一些短片,已足以讓他躋身電影大師之列。他的七部電影 ──《伊凡的童年》、《安德烈.盧布耶夫》(Andrei Rublev, 1966)、《星球梭那里斯》(Solaris, 1972)、《鏡子》(The Mirror, 1974)、《潛行者》(Stalker, 1979)、《懷鄉》(Nostalgia, 1983)和《犧牲》(The Sacrifice, 1986),形成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影像世界。或許有人會抱怨他的電影晦澀難懂,卻有很多人為之神往著迷。瑞典導演英瑪褒曼就曾說:「初看塔可夫斯基的影片,彷彿是個奇跡 …… 我感到鼓舞和激勵,竟然有人將我長久以來不知如何表達的種種都展現出來。我認為塔可夫斯基是最偉大的,他創造了嶄新的電影語言,捕捉生命,一如倒影,一如夢境。」

《壓路機與小提琴》(短片 ) 《伊凡的童年》
《安德烈.盧布耶夫》 《星球梭那里斯》

塔可夫斯基唸電影學院時期拍成的短片《壓路機與小提琴》(The Steamroller and the Violin, 1960),以簡潔流暢的筆觸,寫一個男孩與一名年青工人之間的友誼,容或有些矯情,但當中對聲音與影像的處理,已見其個人風格的雛型。兩年後的《伊凡的童年》則已完全脫離了當時固有的電影傳統,自成一格。接下來的《安德烈.盧布耶夫》透過一個中世紀俄國聖像畫家的故事來思考藝術家的責任,卻隨即遭到禁映,數年後才獲解禁。然而塔可夫斯基並沒因此退縮或妥協。及後的《星球梭那里斯》和《潛行者》借用科幻故事的外殼,作形而上的探索,檢視人類心靈,以及欲求與道德之間的衝突。

他在《鏡子》裡再跨出了一大步,完全打破傳統的敘事結構,以非常豐富的形式,融合不同的影像風格與聲音運用,散發著濃烈的感情色彩,亦是他最具自傳色彩的作品。他的童年幾乎在戰爭中度過。年幼的時候,父母離異,他就在母親和祖母的照料下成長。他的父親後來成為了著名詩人。父親的作品曾多次被他引用於自己的電影裡。如果說《壓路機與小提琴》與《伊凡的童年》隱含了對父親形象的憧憬,《鏡子》則呈現出導演被父親離棄的心結,以及他對母親極之錯綜複雜的感情。

塔可夫斯基的電影,都包含了其獨有的詩意。他曾提倡在電影裡運用詩的邏輯,認為「比傳統戲劇更接近思想發展的規律,也更接近生命本身」,而「觀眾也將由被動變成主動,不再被作者預設的情節所左右,而是親自參與一個探索生命的歷程」。他反對把電影視為娛樂,不希望觀眾「有如灌飲可口可樂一般消費電影」。他說過自己拍電影,目的是要「拍出能幫人活下去的電影,縱使這種電影有時會讓人不快樂」。他把自己拍電影的美學理念寫成了《雕刻時光》(Sculpting in Time)一書。他形容導演的工作「就如雕刻家面對著一塊大理石,心知完成的作品會有什麼特質外貌,於是動手將不屬於此風貌的部分一片片地鑿掉」。他認為導演亦該如此,只是素材換成由許多具體生活片段所組成的「時間」罷了。

《鏡子》 《潛行者》
《懷鄉》 《犧牲》

雖然在蘇聯拍電影,他可以完全撇開商業上的考慮,卻要不斷跟有關當局周旋,爭取開拍和放映的機會。1982 年,他得以出國到意大利拍攝《懷鄉》。片中的男主角 Gorchakov 是一位詩人,從俄羅斯的老家遠赴意大利,為撰寫一齣歌劇搜集資料。瀰漫在電影裡的,是男主角置身異國那份濃得化不開的鄉愁。而它更像一則讖語,預示了導演自身的命運。塔可夫斯基出國拍攝《懷鄉》的時候,本來只打算作短暫停留,沒想過會一去不返的,最後卻不得已要流放國外,1986 年因肺癌病逝,客死於巴黎,終年 54 歲。

《犧牲》是塔可夫斯基的遺作,幾經折騰才湊足資金,於瑞典開拍。拍攝期間,他已經病重,要不停在工作與醫院之間來回。他的最後兩部電影 ──《懷鄉》與《犧牲》,都包含了人類文明敗壞與救贖的主題。《懷鄉》裡的 Gorchakov 曾三次嘗試捧著燭光橫過水池。走到半路,燭火被吹熄了,就折返起點,把蠟燭重新點著,又吹熄了,再返回起點。這彷彿是一項儀式,以苦行向上蒼祈求。而另一男角 Domenico 則以更暴烈的方式殉道,企圖以自焚來喚醒世人。

《犧牲》這個片名,實際上也有「奉獻」或者「獻祭」的意思。男主角 Alexander 焚燒房子的那個六分鐘長鏡頭,就儼然一場祭禮,捨棄種種身外之物,以換取心靈上的救贖。拍攝這一幕時,由於攝影機在拍攝中途發生了故障,拍出來的效果不理想,房子卻已遭燒毀,結果塔可夫斯基就像《懷鄉》的 Gorchakov 那樣,堅持折返,再蓋過一所房子來重拍。對塔可夫斯基來說,電影創作本身,如同信仰,大抵已是一個救贖的過程了。

(原刊於《CREAM》第26期,2004年11月。)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