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著名當代藝術家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的大型個人展覽正在台北市立美術館舉行。去年香港國際電影節曾放映過他的《這不是咖啡壺》（Self Portrait as a Coffee Pot），是他在疫情期間以別開生面方式分享自己創作過程的影片。他最馳名的一系列素描投影（Drawings for Projection）是以炭筆素描製作的定格短片，做法是不會事先寫好劇本或者先做分鏡草圖，而是在素描手稿上不斷把線條擦掉重繪，用相機拍下每次變化，製成定格動畫。手稿會刻意留下修改的痕跡，記錄意念的轉折與時間的流逝，突出了繪畫過程。而筆觸殘留，也恰如歷史和記憶不會徹底被抹掉。 Continue reading “威廉肯特里奇的素描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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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高丁的敘事曲
早陣子在阿姆斯特丹看紀錄片影展，也趕上了攝影藝術家南高丁（Nan Goldin）的巡迴個人展覽。南高丁的生平故事，曾被導演羅拉柏翠絲（Laura Poitras）拍成紀錄片《所有的美麗與血淚》（All the Beauty and the Bloodshed）。她是 OxyContin 藥物成癮的受害者，戒掉藥癮後就成立了 P.A.I.N. 組織，聲討普渡藥廠蓄意隱瞞鴉片類藥物的成癮風險，抗議各大美術館接受藥廠家族的冠名贊助。 Continue reading “南高丁的敘事曲”
掠影夏灣拿
五月的時候，我和友人去了一趟夏灣拿（即哈瓦那，但我傾向沿用夏灣拿這名字，一來這是由來已久的粵語音譯，二來據說當地華僑亦慣用此譯名）。提起夏灣拿，不少影迷可能馬上想起《樂滿夏灣拿》。廿多年前，一群古巴老樂手聚頭，組成 Buena Vista Social Club，錄製唱片贏得格林美獎，雲溫達斯以他們為主角拍成紀錄片，令更多人知道他們的音樂和故事，亦令更多人對古巴留下深刻印象。 Continue reading “掠影夏灣拿”
女皇的輓歌
女皇的名字叫翩娜。
還記得當年看完《抹窗人》（Der Fensterputzer，首演時尚未命名，只稱作「新舞劇」），回家就寫了首詩，把翩娜遺下的問號嵌入詩裡，提問：該怎樣去想象／形容／理解／說明一條龍呢？我城的故事從來不是容易說得清楚的故事，有太多濫調，太多選擇性失憶。那年煙花太多，各自表述的香港故事爭相出爐，你說是咖啡我說是茶，或許在九七主權移交前夕，不少人都希望從她受委約的作品中找到靈光，看到自己平常看不見的那一面。 Continue reading “女皇的輓歌”
森田童子
因為九十年代的《高校教師》，我才知道森田童子。我總是疑心，七十年代森田童子自彈自唱的歌受到日本年輕人喜愛，多少跟當時學生運動的挫敗有關。搜尋 Youtube，果然有人把森田童子的歌，配上日本「全共鬥」運動的畫面：學生佔領校園，與警察對峙，安田講堂上飄揚著旗幟，然後是水炮和催淚彈。由於不懂日文，只能從零碎的二手資料中知道，高中時她因為學生運動而退學，二十歲那年因為朋友去世而開始寫歌。傳說她因為喜歡馬奈名畫《吹短笛的男孩》，就以「童子」為藝名。她真名叫什麼，似乎沒有人知道。出版了七張唱片後，就徹底引退，據說結了婚。知道的就這麼多。其中關鍵詞是：學園鬥爭、挫折、友人之死。而她的臉孔總是藏在墨鏡後面。聽她的歌，總有一陣難以言喻的哀傷，脆弱的呢喃，好像訴說著青春的孤寂與創痛。 Continue reading “森田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