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cques Tati 的嬉戲時光

早陣子史匹堡的《機場客運站》公映時,其中一個賣點是他興建了一個樓高三層的機場佈景,於是有人因此說起法國導演 Jacques Tati 的《嬉戲時間》(Playtime)。四十年前,Jacques Tati 為了拍攝《嬉戲時間》,同樣搭建了整個小鎮的現代建築和街景來拍攝,當中有高樓大廈,有商店,有馬路,有停車場,也有機場。不過若果硬要拿《機場客運站》來跟《嬉戲時間》相比,《機場客運站》自然遜色得多了。

《嬉戲時間》堪稱經典,充滿了讓觀眾會心微笑的細節。自導自演的 Jacques Tati 是法國著名喜劇演員兼導演,他在電影裡經常咬著煙斗,身穿乾濕褸,頭戴一頂帽子,像個長腿叔叔,微弓著背,腳步有些遲疑,猶如在大城中迷途的小人物。他的演出有種默劇的節奏感,而他在拍攝電影之前,確實曾當過默劇演員。有人把他比作法國版的差利,但他跟差利在風格上有著明顯的差別。差利著重個人表演,較多面部特寫,而 Jacques Tati 的電影則較多群戲,多用遠景和長鏡頭來交代場面。Jacques Tati 一生只執導了六齣長片和三部短片,是「慢工出細貨」一族。雖然產量少,1950 年代法國《電影筆記》的安德烈巴贊、杜魯福、高達等人都對他推崇備至,而他亦成了法國電影史上其中一個重要的名字。

Jacques Tati 原名叫 Jacques Tatischeff,生於 1907 年,父親是俄國人,母親則來自一個僑居巴黎的荷蘭家庭,經營製造畫框的家族生意。Jacques Tati 年青時曾打算以裝裱畫框為業,但漸漸發現自己的天份和興趣是觀察和模仿別人的動靜,他常常在朋友面前演啞劇,模擬各種打球和拳擊的動作,後來就索性跑上舞台表演,當上了默劇演員,並開始拍攝和演出一些滑稽短片。1947 年他拍了一部叫 “School for Postmen” 的短片,飾演一個經常撞板的郵差。兩年後他就以這個形象拍了他執導的首齣長片《節日》(Jour de Fête)。

《節日》贏得好評,於是他在1953 年開拍第二部長片《于洛先生的假期》(Les Vacances de M. Hulot)。在這部電影裡,他棄用了之前的郵差形象,而為自己度身創造了一個新的角色,那就是後來在《嬉戲時間》裡出現的長腿叔叔于洛先生。這位于洛先生喜歡與眾同樂,雖然為人沉默寡言,有點笨手笨腳,常常闖禍,譬如出海划艇被誤認作鯊魚,又錯手把度假地點存放的煙花一下子全都點著了,不過性格直率,平易近人。關於于洛先生這個形象,Jacques Tati 說他在服兵役期間,曾經遇見一個理髮師助手,這位助手常常搞不懂來光顧的軍人所屬的官階,因此對上尉和小兵都一視同仁。也許是那份不存私心,不求功利的性格吸引著他,於是他就根據這名理髮師助手為藍本,創造了于洛先生。此後,于洛先生就變成了 Jacques Tati 的化身,亦成為了他其後的《我的舅舅》(Mon Oncle)、《嬉戲時間》和《車車車》(Trafic)裡的主角。

1958 年,他拍了《我的舅舅》。電影一開場,他把所有工作人員的名字印在一個建築地盤入口處的大木牌上,再配上背景的鑽地聲,營造出一種冷冰冰的感覺,然後鏡頭一轉,轉入了小巷頭,輕快的音樂響起,一群流浪狗在追逐、覓食,有馬車駛過,那是富有人情味的舊式社會風貌,而電影的名稱 “Mon Oncle” 就像塗鴉一樣,以粉筆寫在磚牆上。電影的故事就在這兩個世界的對比中開始。于洛先生漫不經心的性格,令他在講求實用講究規格的社會中顯得格格不入,並弄出了很多笑話。Jacques Tati 以獨有的幽默感,諷刺社會隨著工業化和機械化帶來的刻板生活,調侃當時的中產家庭的勢利,以及人們為了追逐現代科技,追求效率,卻反而成了科技產品的奴隸。他對現代社會的諷刺並不尖酸,卻近似頑童式的惡作劇。

《我的舅舅》在康城影展贏了評審團大獎,又拿了奧斯卡的外語片獎,於是他進一步挑戰自己,籌劃《嬉戲時間》的拍攝工作。銀幕上的于洛先生遊戲人間,而鏡頭後面的 Jacques Tati 卻是個要求甚高,非常執著的完美主義者,經常因為小小的瑕疵,就回頭重拍整場戲。他拍攝電影中一個看似簡單的鏡頭,足足拍了三天,為的是追求適當的節奏,以及畫面上顏色的配合。他又為了拍出所需的視覺效果,建造了一個模仿現代主義建築風格的模型小鎮,外號 Tativille。他在片中動用了大量非職業演員,而他總會向每個角色親身示範所需的肢體動作。

由 1964 年 Tativille 完工,到電影拍攝完畢,前後共花了三年時間。他為了拍攝這部電影,耗盡了積蓄,又把自己的房子抵押了,最後更因此債台高築。也不知道是他沒抓住潮流,還是他實在走得太快,當時的觀眾似乎不太懂得欣賞《嬉戲時間》。票房失利,令他無法償還債項,一手創立的製作公司被迫清盤。Tativille 在電影完成後亦被拆毀。《嬉戲時間》之後,他轉而替其他電影公司打工,拍了兩部電影,一部是于洛先生系列的完結篇《車車車》,另一是應瑞典電視台邀請,以馬戲班為主題的《馬戲匯演》(Parade)。1982 年,他因肺部血管栓塞,於巴黎病逝。

今時今日,回頭重看《嬉戲時間》,當中的戲謔,無論是針對現代主義缺乏個性的建築風格,針對現代旅行團的填鴨式觀光,還是針對現代社會種種繁瑣手續,其實都走在時代的前頭。Jacques Tati 對聲效的運用亦別樹一幟。他故意把某些聲音放大,又刻意把大部分對白轉換成模糊的背景人聲,令觀眾把注意力放到演員的肢體語言上。《嬉戲時間》沒有明顯的劇情,卻有著各式各樣的小趣味,紛陳於畫面上。Jacques Tati 把現代城市景觀變成了一個偌大的遊樂場,逐層亮燈的高樓大廈像在跟路人打招呼,逐盞亮起的街燈則似在跟駛過的汽車眨眼,片尾大塞車的車龍就變成了旋轉木馬似的遊戲。他彷彿藉著這些影像,告訴觀眾,雖然活在都市裡,無法避開都市生活中人際關係的疏離,以及生活規律的僵化,不過大家可以拿這些東西來開玩笑,因此片名叫《嬉戲時間》,那正是他邀請觀眾一起拿都市秩序來嬉戲的時間。

(原刊於《CREAM》第28期,2005年1月。)

《節日》 《于洛先生的假期》
《我的舅舅》 《嬉戲時間》
《車車車》 《馬戲匯演》

OH! Mikey ──石橋義正的家族遊戲

日本風情畫:來自京都的石橋義正近年發現了一個十分古怪的家庭。這一家姓 Fuccon,據說是個移居日本的美國家庭,但他們平時說的,卻是非常流利的日語。Fuccon 先生似乎是個上班族,Fuccon 太太則是家庭主婦。他們有個兒子叫 Mikey,今年九歲。這一家人永遠都掛著一副興奮莫名的笑臉,並時常發出駭人的笑聲。石橋義正幾年前就開始著手研究這個 Fuccon 氏家庭,務求將這家人最離奇最荒唐的一面發掘出來,呈現在大家面前。

個案一:Fuccon 太太希望 Mikey 長大後當醫生,Fuccon 先生卻希望 Mikey 成為足球員。兩人初則口角,繼而動武,你一拳,我一腳,在客廳裡自由搏擊,打到裙拉褲甩,頭髮都扯亂了。兒子走來問他們在吵什麼,他們立即恢復原狀,裝作若無其事,還說父母從不打架,大家都很相親相愛啊。接著他們議論兒子到底愛誰多一些,是爸爸呢?還是媽媽呢?爭論一輪後,兩夫婦又再大打出手。

個案二:Fuccon 夫婦因為兒子上學前不肯喝牛奶,竟想到假扮被賊人綑綁,待兒子下課回家時,要脅他就範。Fuccon 夫婦騙他說,如果他不聽話,父母就不要獲釋。他們迫令 Mikey 在客廳裡跳舞、轉圈,甚至用頭來做倒立,Mikey 都照做了。最後是喝牛奶。Mikey 不喜歡牛奶,但想到要拯救父母,就一口氣喝下,結果發現牛奶的味道還不錯哩。一家人於是笑作一團。

個案三:Mikey 生病了,Fuccon 夫婦卻要他在五分鐘內把早餐吃完然後上學去。Mikey 勉強把早餐吃了,但已病得面青青,不能上學了。Fuccon 先生就說,孩子不上學,比不吃早餐更糟啊。Mikey 病到氣喘喘,Fuccon 先生就告訴他假裝生病是不對的。Mikey 為了避免父母生氣,終於揹起書包帶病去上學。然後 Fuccon 先生跟妻子說,自己不想去上班,不如裝病留在家裡休息一天吧。

以上個案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不幸。這些都不過是日本創作人石橋義正的搞笑故事橋段。2000 年他製作了一個在半夜播放的電視綜合性節目,叫《愈夜愈紅》(Vermilion Pleasure Night),其中一個環節就是《癲得家庭》(The Fuccon Family)。他忽發奇想,不做高科技電腦動畫,卻反其道,將電視處境喜劇(Sitcom)的演員,全部換成時裝店裡死板板的櫥窗公仔,拍成一段段兩三分鐘的短劇。那時候我到東京旅遊,碰巧在酒店房間看到電視上播著《癲得家庭》,看到畫面上有幾個外國人模樣的公仔,嘴巴不會動,卻配上了日語對白。劇中幾乎沒有任何肢體活動,只是把不同的畫面剪接起來,以交代劇情。有種看連環圖的感覺。由於我聽不懂日語,當時並不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麼,只覺得很怪誕。後來在香港電影節裡看到《愈夜愈紅》的電影版《周末任你癲》(The Color of Life),透過字幕終於明白那些極盡挖苦與諷刺的故事情節。

《愈夜愈紅》在日本受到年輕人歡迎,漸漸成為話題作。《愈夜愈紅》播完了,石橋義正就把當中最多人喜愛的《癲得家庭》抽出來,繼續把這個古怪家庭的故事發展下去。Fuccon 氏家庭實在是個不折不扣的病態家庭(Dysfunctional family),父母不像父母,孩子不像孩子,丈夫背著妻子搞婚外情,妻子又背著丈夫偷歡。說它「無厘頭」,它其實癲得有紋有路。石橋義正通過幾個櫥窗公仔,和不斷重複的對話,把一般被認為是家庭悲劇的東西,扭轉成瘋狂喜劇。劇中偶然有些意淫的場面設計,亦用了不少地道題材,譬如 Fuccon 太太為了訓練孩子獨立,於是叫孩子獨自到市場買菜,然後讓丈夫在背後暗中跟著兒子,結果當然是錯漏百出。《癲得家庭》共拍了百多集,不斷有新角色加入,像 Mikey 的老師 Bob、暗戀的女同學 Emily 和表姊 Laura 等等。當然全部都是櫥窗公仔。其中 Bob 是個有趣的人物,他說話的聲音總是微弱得不能讓人聽見,每次都要他的母親跑出來為他傳話。

《癲得家庭》的幕後黑手石橋義正今年 36 歲,於京都市立藝術大學畢業,曾到英國皇家藝術學院當過一年交換生,並在 1997 年拍了他的首部電影短片《我要搞到你發神經》(Kuruwasetaino)。除了炮製《愈夜愈紅》和《癲得家庭》,他又跟一些搞視覺藝術的朋友組成了 Kyupi Kyupi,拍錄像、搞裝置和舞台演出。石橋義正後來把《癲得家庭》輯製成 DVD,名為《 OH! Mikey 》,現已推出了五輯。2003 年十二月他更把原宿一間咖啡屋變身成為 Mikey’s Cafe,為期十多天,在店內擺放短劇中的櫥窗公仔,全部打扮成侍應的樣子,還有以角色命名的套餐供顧客選購。

石橋義正刻意選用外國人模樣的公仔來拍《癲得家庭》,營造出怪異與疏離的效果。不過日本觀眾看慣電視上配了日語的「吹替版」外國電影,對他們來說,《癲得家庭》裡的外國人滿口流利日語,可能也合情合理。日語中,外國人是「異人」。拿「異人」來開玩笑,一方面是日本人崇洋媚外心態的反面投射,另一方面,那些角色過的是日本人的生活,短劇表面上是在取笑「異人」,然而嘲笑的,卻正是自家的荒謬故事。

(原刊於《CREAM》第28期,2005年1月。)

早逝的尚維果

1934 年 9 月,法國導演尚維果(Jean Vigo,1905 − 1934)病重之際,巴黎香榭麗舍大道上一所電影院正在放映他的首齣劇情長片。可是,當時觀眾在銀幕上看到的,卻是在電影發行商要求下慘遭刪改的版本。電影給刪剪了廿多分鐘,片長由 89 分鐘縮減成 65 分鐘,連片名也被改掉,以一首當年的流行曲《駛過的駁船》(Le Chaland Qui Passe)代替了原來的片名《阿特蘭大號》(L’Atalante),這首流行曲亦順理成章取代了電影本來的的主題曲。

尚維果沒有看到這個版本,因為他已經病入膏肓,不到一個月時間他就病逝了。他的首齣長片於是亦成為了他的遺作。說起尚維果,難免想起「英年早逝」或者「天妒英才」這類字眼,以及那些生前潦倒死後風光的藝術家故事,雖然有點濫調,卻都是實情。尚維果死時只有 29 歲,在他短短的一生裡,只拍了三部短片和一部長片,構思了數個劇本還未等到開拍機會,就死於肺結核併發的敗血病。在他生前,創作生涯屢遭打擊,到死了以後,始被重新肯定,他的《阿特蘭大號》幾經波折終於回復舊貌,更被奉為經典,法國亦設立了以他命名的電影獎項(Le Prix Jean Vigo),以獎勵拍出優秀作品的新導演。

尚維果的身世亦有一番故事。他的父親 Eugène Bonaventure Jean-Baptiste Vigo,別名 Miguel Almereyda [1],是一位著名的法國無政府主義者,有份創辦了一份激進周報 “La Guerre Sociale” [2] 以及一份左翼日報 “Le Bonnet Rouge” [3],卻由於其政治傾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指接受敵方捐助,遭法國政府以叛國罪名拘捕,一星期後更被發現離奇地在獄中上吊身亡。很多人都相信這是一宗政治暗殺事件。尚維果的母親 Emily Cléro,亦是他父親的戰友,因為此事,決定把兒子交由親友照顧。及後為了隱藏身份,尚維果化名為 Jean Sales,被送到寄宿學校去。直到他進入索邦大學唸書的時候,才恢復本來的名字。

尚維果自幼體弱多病,他的童年與少年時代就在疾病以及父親被捕與猝死的陰影中度過。在他 21 歲那年,經過醫生診斷,證實染上了肺結核,於是被送往 Font-Romeu 的療養院接受治療。他在那裡跟另一名病人 Lydou(全名 Elisabeth Losinska)邂逅。她是一名波蘭實業家的女兒。尚維果和 Lydou 出院後就到了尼斯定居,於翌年結婚,並且生了一名女兒。其時他在尼斯的 Franco film studio 裡找到工作,對電影產生了興趣。他從外父處得到一筆金錢,於是就用來買了一部二手攝影機,開始實踐拍攝電影的夢想。

1929 年,他在巴黎認識了攝影師 Boris Kaufman。Boris Kaufman 正是蘇聯「電影眼」(Kino-Eye)創始人維多夫(Dziga Vertov,原名 Denis Kaufman)的弟弟。那一年維多夫拍成了他最著名的作品《帶攝影機的人》(Man with a Movie Camera),而尚維果就夥拍 Boris Kaufman 拍了他的第一部實驗短片《關於尼斯》(A Propos de Nice,或譯作《尼斯印象》)。片長廿多分鐘的《關於尼斯》以鳥瞰尼斯的影像開始,以焚化爐煙囪冒出的白煙來結束。影片以類似《帶攝影機的人》的拍攝方式,以攝影機的鏡頭去紀錄尼斯的度假地點與嘉年華會盛況,帶著極度批判的目光來凝視這個小城的貧富懸殊,以蒙太奇手法諷刺上流社會的奢華與墮落,譬如將度假者的片斷,接到淺灘上的大鱷,又或者把嘉年華會的狂歡,接上墓園的空鏡等。

完成《關於尼斯》之後,不久他就接到邀約,為大公司拍攝了一段關於游泳選手 Jean Taris 的十分鐘紀錄短片《塔里斯》(Taris)。尚維果對體育運動並沒太大興趣,卻利用這次拍攝機會,實驗了水底攝影和剪接的技巧。之後他因為找不到新工作,舉家移居到巴黎,並且在那裡遇上獨立製片人 Jacques-Louis Nounez。這位獨立製片人有意投資開拍一些低成本短片,尚維果於是把他已寫好的一個故事藍本《笨學生》(Les Cancres)拿出來,並找來一群業餘演員,結果拍成了他的下一部短片《操行零分》(Zéro de Conduite)。

1933 年的《操行零分》有尚維果小時候入讀寄宿學校的回憶,有些超現實主義味道,也有充滿詩意的筆觸。亦有評論者認為他是法國詩意寫實主義(Poetic Realism)的先驅。《操行零分》是一個屬於小孩子的世界,片中的成年人大都是負面的形象:有蓄著大鬍子裝腔作勢的侏儒校長,也有個會在小息時候偷學生東西的主任,還有,學校慶典上的嘉賓竟然全是盛裝的木偶等等。唯一跟孩子比較親近的,是由 Jean Dasté 飾演的年輕教師 Huguet,他會在無人注意的時候拿著拐杖模仿差利走路,會跟孩子一同嬉戲,甚至倒立在書桌上給學生畫圖畫。

影片其中一個有趣的場面,就是 Huguet 在紙上畫了個穿著游泳衣拿著水泡的男人,這時候主任突然走進來,畫紙上的人形就立刻變成動畫,即時長出了大肚腩和換上全副軍服。尚維果就這樣給成人世界的虛偽幽了一默。《操行零分》還有兩個經典場面,一個是孩子們在宿舍「起義」,互擲枕頭,另一個是片尾孩子們因為不滿學校的專制與剝削,為了爭取自由,爬上屋頂向慶典上的嘉賓投擲雜物。宿舍「起義」的一幕,尚維果刻意運用慢鏡,拍攝孩子在羽毛紛飛下提著燈籠列隊前行,並把主題音樂的聲帶倒轉來播放,營造出在風雪之中踏上征途的意境。

尚維果秉承了父親的無政府主義傾向,是當時法國的自由主義者(libertaire),後來更加入了左翼藝術組織 “L’Association des Écrivains et Artistes Révolutionnaires” [4]。在《操行零分》裡,孩子們起義前,其中一名小男生向立心不良的胖老師罵出的粗話 “Je vous dis merde!” [5],正是尚維果父親曾經在報章頭版大字標題用來怒罵政府的語句。貫穿全片的反叛意識,使電影在上畫後不久就遭到禁映。電檢當局認為影片是對政府權威以及宗教的惡意攻擊。此片要到尚維果死後十年才獲得解禁。有說杜魯福的《四百擊》曾受了這部電影的啟發,而英國自由電影運動的代表人物 Lindsay Anderson 於 1968 年拍成的《假如…》(If…)更在片尾借用了屋頂起義的一幕,不過三十年後嬉皮年代的憤怒青年向權力代表扔來的,不再是書簿雜物,而是真槍實彈了。

《操行零分》被禁後,製片人仍抱著熱誠,希望繼續找尚維果執導一部長片,不過這次他不能選擇題材,而要拍攝一個被選定的劇本《阿特蘭大號》。那本來是個老掉了牙的愛情故事,講述一對新婚男女在一艘小船上的離與合,但尚維果化腐朽為神奇,把故事拍成既富創意又感人的電影。作曲家 Maurice Jaubert 繼《操行零分》後,再一次為尚維果撰寫優美的樂章。選角方面,尚維果找來《操行零分》裡的年輕教師 Jean Dasté [6] 擔演男主角,又找來性格演員 Michel Simon,他之前在尚雷諾亞(Jean Renoir)的電影如《跳河的人》(Boudu Saved from Drowning)中已鋒芒畢露,在《阿特蘭大號》裡飾演全身刺滿奇怪紋身的老水手,令影片增色不少。女主角方面,尚維果找來德國裔的金髮女演員 Dita Parlo,後來她還演出過尚雷諾亞的《大幻影》(The Grand Illusion),不過她最為人稱道的演出,相信仍是《阿特蘭大號》。

1933 年 11 月,《阿特蘭大號》在巴黎的運河上開始拍攝。電影裡不單有愛情線,亦觸及了當時法國社會的經濟蕭條,繁華背後是貧困與失業。影片中有兩個非常動人的情節處理,一個是男女主角的異床同夢,他們分隔兩地,卻同時在夢中跟對方纏綿;另一個則是尚維果運用他在短片《塔里斯》中嘗試過的水底攝影技術,拍攝男主角潛入河裡時,在水中看到妻子起舞的幻影。分開了的一對小情人,經過一番波折,終於復合,可是,影片本身的命運卻曲折得多。開拍《阿特蘭大號》的時候,尚維果的病情已惡化,他深感自己時日無多,因此就算遇上壞天氣,仍沒有停下來,竭盡全力去拍攝。他以一腔對電影的熱情,燃燒著自己的生命。電影拍攝完畢後,他已筋疲力竭,無法完成餘下的剪接工作,唯有叫別人根據他的指示進行後期製作。1934 年 4 月的試片會上,發行商嫌電影不夠商業味道,要求刪改情節,尚維果在病榻中,已無力阻止,結果影片被大幅改動,原先的節奏都給破壞了,片名被更改,連配樂都被更換了。

到了 1940 年,電影才回復原來的名字和本來的配樂,但遭剪去的片斷卻無從還原。1950 年代,法國電影資料館(Cinémathèque Française)的館長 Henri Langlois 從世界各地搜集得來的不同拷貝中,修復出一個比較接近原初的版本。當時的版本只有 83 分鐘。法國新浪潮一眾導演當時看到的,應該就是這個版本。此後《阿特蘭大號》得到很多導演和影評人的推崇,英國電影雜誌 “Sight and Sound” 更把它選為電影史上十大影片之一。好些導演都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借用《阿特蘭大號》的配樂,作為對尚維果的一種致敬。就像幾年前高達的《愛之頌》(Éloge de l’amour)裡,在男女主角在塞納河畔交談的一幕,當女主角跟男主角耳語時,背景響起的,正是《阿特蘭大號》的主題曲。

一直到了 1990 年,法國方面花了很多人力物力,走訪當年有份參與這部電影而仍然在世的人,經過多番考究,加上一個初剪版本在英國被人發現,才把電影回復到 89 分鐘的版本。2001 年再做了進一步修復。經歷了半個世紀,《阿特蘭大號》終於得到一個比較圓滿的結局,尚維果泉下有知,大概會感到安慰吧。

註釋:
[1] 別名中的 Almereyda,是由一句粗話 “there’s shit”(y a la merde)的法文字母重新組合而成。
[2] “La Guerre Sociale”(1906 − 1913),直譯是 “The Social War”。
[3] “Le Bonnet Rouge”(1913 − 1917),意即 “The Red Cap of Liberty”,指的是於法國大革命時期開始成為自由與共和象徵的紅色圓錐形帽子。
[4] “L’Association des Écrivains et Artistes Révolutionnaires”,意即 “The Association of Revolutionary Writers and Artists”,由詩人阿拉貢(Louis Aragon)和電影理論家 Léon Moussinac 等創立。
[5] “Je vous dis merde!”,直譯就是 “I say to you, shit!”。
[6] Jean Dasté 後來曾在多部杜魯福的作品中亮相,包括《野孩子》、《愛女人的男人》以及《綠房》。

塔可夫斯基的影像詩篇

開始是一場夢:陽光燦爛的草地上,有蝴蝶飛舞,有男孩天真的笑聲。小男孩彷彿飛越了樹林,衝下山坡,滿心歡喜地奔向母親。然後鏡頭一轉,美好的夢境突然被切斷,接上一片破落的景象。小男孩臉上的笑容不見了。他在一間齷齪的空置小屋中醒來,獨自走過戰火下的荒野。在故事的現實裡,他已經家破人亡,當上了負責偵察敵方軍情的小兵。

已故導演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第一部長片《伊凡的童年》(Ivan’s Childhood, 1962),描寫一個十二歲小兵伊凡的故事,就由一個夢境開始。他在電影中插入了四段夢境,有草地上的美好回憶、水井裡的星星、雨後散落一地的蘋果、海灘上嬉戲的小孩。在一部以戰爭為題材的電影裡,沒有雙方軍隊交戰廝殺的場面,卻因為加入了這些夢境,凸顯出戰爭的殘酷與恐怖。而夢境的穿插、滴水的聲音、呢喃細語、飛行的母題、超現實的意象、生者與死者的對話、新聞片段的切入、潛行的主題、廢棄的教堂、犧牲與救贖等等,在塔可夫斯基往後的作品裡,仍不斷反覆出現。

塔可夫斯基生於解體前的蘇聯,畢生只拍了七部電影及一些短片,已足以讓他躋身電影大師之列。他的七部電影 ──《伊凡的童年》、《安德烈.盧布耶夫》(Andrei Rublev, 1966)、《星球梭那里斯》(Solaris, 1972)、《鏡子》(The Mirror, 1974)、《潛行者》(Stalker, 1979)、《懷鄉》(Nostalgia, 1983)和《犧牲》(The Sacrifice, 1986),形成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影像世界。或許有人會抱怨他的電影晦澀難懂,卻有很多人為之神往著迷。瑞典導演英瑪褒曼就曾說:「初看塔可夫斯基的影片,彷彿是個奇跡 …… 我感到鼓舞和激勵,竟然有人將我長久以來不知如何表達的種種都展現出來。我認為塔可夫斯基是最偉大的,他創造了嶄新的電影語言,捕捉生命,一如倒影,一如夢境。」

《壓路機與小提琴》(短片 ) 《伊凡的童年》
《安德烈.盧布耶夫》 《星球梭那里斯》

塔可夫斯基唸電影學院時期拍成的短片《壓路機與小提琴》(The Steamroller and the Violin, 1960),以簡潔流暢的筆觸,寫一個男孩與一名年青工人之間的友誼,容或有些矯情,但當中對聲音與影像的處理,已見其個人風格的雛型。兩年後的《伊凡的童年》則已完全脫離了當時固有的電影傳統,自成一格。接下來的《安德烈.盧布耶夫》透過一個中世紀俄國聖像畫家的故事來思考藝術家的責任,卻隨即遭到禁映,數年後才獲解禁。然而塔可夫斯基並沒因此退縮或妥協。及後的《星球梭那里斯》和《潛行者》借用科幻故事的外殼,作形而上的探索,檢視人類心靈,以及欲求與道德之間的衝突。

他在《鏡子》裡再跨出了一大步,完全打破傳統的敘事結構,以非常豐富的形式,融合不同的影像風格與聲音運用,散發著濃烈的感情色彩,亦是他最具自傳色彩的作品。他的童年幾乎在戰爭中度過。年幼的時候,父母離異,他就在母親和祖母的照料下成長。他的父親後來成為了著名詩人。父親的作品曾多次被他引用於自己的電影裡。如果說《壓路機與小提琴》與《伊凡的童年》隱含了對父親形象的憧憬,《鏡子》則呈現出導演被父親離棄的心結,以及他對母親極之錯綜複雜的感情。

塔可夫斯基的電影,都包含了其獨有的詩意。他曾提倡在電影裡運用詩的邏輯,認為「比傳統戲劇更接近思想發展的規律,也更接近生命本身」,而「觀眾也將由被動變成主動,不再被作者預設的情節所左右,而是親自參與一個探索生命的歷程」。他反對把電影視為娛樂,不希望觀眾「有如灌飲可口可樂一般消費電影」。他說過自己拍電影,目的是要「拍出能幫人活下去的電影,縱使這種電影有時會讓人不快樂」。他把自己拍電影的美學理念寫成了《雕刻時光》(Sculpting in Time)一書。他形容導演的工作「就如雕刻家面對著一塊大理石,心知完成的作品會有什麼特質外貌,於是動手將不屬於此風貌的部分一片片地鑿掉」。他認為導演亦該如此,只是素材換成由許多具體生活片段所組成的「時間」罷了。

《鏡子》 《潛行者》
《懷鄉》 《犧牲》

雖然在蘇聯拍電影,他可以完全撇開商業上的考慮,卻要不斷跟有關當局周旋,爭取開拍和放映的機會。1982 年,他得以出國到意大利拍攝《懷鄉》。片中的男主角 Gorchakov 是一位詩人,從俄羅斯的老家遠赴意大利,為撰寫一齣歌劇搜集資料。瀰漫在電影裡的,是男主角置身異國那份濃得化不開的鄉愁。而它更像一則讖語,預示了導演自身的命運。塔可夫斯基出國拍攝《懷鄉》的時候,本來只打算作短暫停留,沒想過會一去不返的,最後卻不得已要流放國外,1986 年因肺癌病逝,客死於巴黎,終年 54 歲。

《犧牲》是塔可夫斯基的遺作,幾經折騰才湊足資金,於瑞典開拍。拍攝期間,他已經病重,要不停在工作與醫院之間來回。他的最後兩部電影 ──《懷鄉》與《犧牲》,都包含了人類文明敗壞與救贖的主題。《懷鄉》裡的 Gorchakov 曾三次嘗試捧著燭光橫過水池。走到半路,燭火被吹熄了,就折返起點,把蠟燭重新點著,又吹熄了,再返回起點。這彷彿是一項儀式,以苦行向上蒼祈求。而另一男角 Domenico 則以更暴烈的方式殉道,企圖以自焚來喚醒世人。

《犧牲》這個片名,實際上也有「奉獻」或者「獻祭」的意思。男主角 Alexander 焚燒房子的那個六分鐘長鏡頭,就儼然一場祭禮,捨棄種種身外之物,以換取心靈上的救贖。拍攝這一幕時,由於攝影機在拍攝中途發生了故障,拍出來的效果不理想,房子卻已遭燒毀,結果塔可夫斯基就像《懷鄉》的 Gorchakov 那樣,堅持折返,再蓋過一所房子來重拍。對塔可夫斯基來說,電影創作本身,如同信仰,大抵已是一個救贖的過程了。

(原刊於《CREAM》第26期,2004年11月。)

那個不停逃跑的孩子──安坦的故事

他的名字叫安坦.但奴(Antoine Doinel)。那時候他不過十四歲吧。這個脾氣倔強的孩子,因為討厭專橫跋扈的老師,不喜歡上課,常常逃學。他說謊,因為他覺得即使自己說了真話,冷漠的父母都不會相信他。他迷上了巴爾扎克的小說,更自製祭壇去供奉巴爾扎克的肖像,卻險些釀成火災。他因為偷竊被關進了感化院,又從感化院裡逃了出來,一直跑一直跑,然後就跑到了海邊。他大概不知道自己應該跑往哪裡去。那個時候,他也大概不知道,「安坦.但奴」這個名字,將會成為法國電影新浪潮裡一個重要的名字。

杜魯福(François Truffaut)的《四百擊》(Les Quatre Cents Coups, 1959)裡,最叫人難忘的,就是由尚彼亞.里奧(Jean-Pierre Léaud)飾演的安坦從感化院裡一路逃出來的那個長鏡頭。他逃到海邊,眼見前路茫茫,回過頭來望向觀眾,然後畫面就凝結在他那張彷徨的臉孔上,而電影也就此告終。往後的日子,這個躁動不安的孩子,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人呢?

杜魯福在《四百擊》中,以半紀錄半劇情的寫實手法,講述了一個青少年的成長故事。《四百擊》這個戲名源自一句法文諺語 “faire les quatre cents coups”,大意是放任胡為、不顧一切的意思。電影中所拍的,某程度上亦是杜魯福自己的童年。杜魯福的童年過得並不快樂,十五歲時曾被送進了感化院。他年少時已熱愛電影,更自組過電影會,後來認識了著名電影學者安德烈.巴贊(André Bazin),廿一歲那年開始替巴贊有份創立的《電影筆記》(Cahiers du Cinéma)撰寫評論。他跟巴贊的關係儼如父子一樣,更將他的第一部長片《四百擊》獻給了巴贊。在開拍《四百擊》之前,杜魯福拍了一部名為《頑童們》(Les Mistons)的短片。這部短片雖然只有十七分鐘,卻已顯露了他往後作品的一些主要特點。《頑童們》贏得好評,於是他著手籌拍《四百擊》,只是巴贊未能看到這部電影,就因肺病去世了。

1962 年,杜魯福應邀參與《二十歲之戀》(Love at Twenty)的拍攝計劃,跟另外四名導演(波蘭的 Andrzej Wajda、德國的 Marcel Ophüls、意大利的 Renzo Rossellini 和日本的石原慎太郎)合作拍攝一齣關於年輕人的愛情電影。杜魯福於是回到安坦的世界去,把自己年輕時候的單戀故事,改寫成一個約半小時的故事,也就是「安坦.但奴五部曲」的第二章:”Antoine and Colette”。飾演安坦的尚彼亞.里奧已經十九歲。故事講述安坦離開感化院後,在一間唱片工廠裡找到工作,下班之後常常去音樂會,於是遇上了他的初戀情人 Colette。《四百擊》裡安坦的好朋友 René 如今成了他在這場苦戀中的傾訴對象。結果他贏得了 Colette 父母的歡心。在自己家裡得不到的溫暖,卻在別人的家庭裡找到。可是突然殺出一個叫 Albert 的情敵,安坦的初戀也就無疾而終了。

1968 年二月,「安坦.但奴五部曲」的第三章《偷吻》(Baisers Volés)開拍,剛巧遇上了 Langlois 事件。當時法國文化部長將電影圖書館(Cinémathèque Française)的館長 Henri Langlois 革職,以杜魯福和高達為首的一眾導演及演員群起反對,上街示威,事件越演越烈,終於令政府改變初衷。杜魯福把《偷吻》獻給了 Langlois。電影的開首,亦出現了 Langlois 事件期間電影圖書館關門大吉的鏡頭。在《偷吻》裡,安坦因為失戀,去了當兵,但因經常擅離職守被革退。他胡里胡塗當上了私家偵探,卻是個不大稱職的偵探。他在街上重遇舊愛 Colette 和情敵 Albert,他們已經結了婚,還生了小孩。安坦依然愛讀巴爾扎克的小說,並戀上了跟他年紀相若的 Christine。事實上,《偷吻》以及之後的《婚姻生活》(Domicile Conjugal, 1970)和《愛情逃跑》(L’Amour en Fuite, 1979),可說是安坦和 Christine 由追求、結婚到離婚的三個階段。

在「安坦.但奴五部曲」的終結篇《愛情逃跑》裡,杜魯福把前四部電影的片段穿插其中,作為對這個系列的一次回顧。長大了的安坦仍然經常撒謊,然而隨著年紀漸長,他的謊話,越來越顯得自欺欺人了。儘管安坦已經長大,他依然像個孩子,仍是那個在海邊奔跑,不知何去何從的孩子。安坦跟 Christine 離了婚,愛上了年青的唱片店店員 Sabine,又在火車上碰到初戀情人 Colette。他在自己的感情生活裡兜兜轉轉,彷彿是要在不同的情人身上,找回童年時候失去的母愛。然後他母親生前的情人來找他,把他帶到亡母的墓前。這些年來,他一直在逃跑,卻原來始終沒有逃出亡母的影子。

安坦的故事,有時是杜魯福的半自傳,有時候更像一部紀錄片,記下了演員尚彼亞.里奧由十來歲到三十多歲的五個階段。而杜魯福跟里奧,就像巴贊跟杜魯福一樣,也漸漸培養出恍如父子般的感情。杜魯福在一篇文章裡提到確曾有人錯把里奧當成他的兒子。1984 年,杜魯福因腦癌逝世。據說杜魯福的突然離去,給里奧帶來很大打擊。好一段時間,他都無法恢復過來。里奧除了演出杜魯福的電影,也主演過高達、柏索里尼、郭利斯馬基等人的電影。前兩年他在蔡明亮的《你那邊幾點》中客串亮相。當年那個躁動不安、不停在逃跑的孩子,如今已經是個年近六十的人了,他跑過了遙遙長路,然後孤獨地坐在墓園的長凳上,依然俊朗的臉孔卻掩蓋不了那背後的滄桑。

(原刊於《CREAM》第24期,2004年9月。並收入《永恆的杜魯福:杜魯福逝世 20 周年紀念專集》。)

永遠的莉莉亞

瑞典導演 Lukas Moodysson 的《永遠的微笑》(Lilja 4-ever)實在是個殘酷的故事。16 歲的俄羅斯少女 Lilja 生於單親家庭,被母親遺棄在一個破落的東歐小鎮裡,唯一的朋友是比她年輕幾歲的小男孩 Volodya。她的母親要跟男友搬到美國去,因此放棄了她。孤苦無依的 Lilja 讓我想起戴丹兄弟的 “Rosetta”,但 Rosetta 仍有一點動物性的本能,以冷漠和充滿防備的外表來保護自己。Lilja 則簡直是一頭待宰的羊,天真而單純,毫無還擊之力,只有不停被出賣,不斷被傷害。

Lilja 為了抓住僅有的夢想,離棄了 Volodya。她以為找到了愛情,可以跟情人一起到瑞典展開新生活,結果卻被情人賣掉了。她拿著別人的護照到了瑞典,被禁錮在小房間裡,失去了自己的名字,也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她在這個夢想中的樂土裡,只是別人的生財工具,只是一件商品。來自富裕國家的男人,一個接一個,赤條條的,壓在她身上。在一連串 Lilja 遭凌辱的畫面裡,不見 Lilja 的臉,甚至連她的身體都幾乎看不見,就只見那些嫖客的面孔,像一頭又一頭飢餓的野獸,壓下去,又壓下去。

瑞典導演 Lukas Moodysson 曾被英瑪褒曼譽為「年輕大師」。拍電影之餘,亦出版過詩集。他的首部長片 “Show Me Love”(原名 “Fucking Åmål”)講的是一個叫 Åmål 的瑞典小鎮裡,兩個女孩之間的同性愛情故事,拍出來清新活潑,不故作自憐亦不矯揉造作,結局亦充滿希望。其後的 “Together” 拍嬉皮士的公社式生活,觸及多元性取向,探討人際間更開放更和諧的相處方式。”Show Me Love” 和 “Together” 的調子都是比較樂觀的。然而《永遠的微笑》卻不一樣,世界變得殘酷了。對故事裡的 Lilja 來說,在接二連三的打擊之後,希望已經不復存在。到最後她一無所有,唯一剩下來,可以倚靠的,是已經死去了的 Volodya。他成為了她的守護天使,在她的夢境裡出現,來安撫那些無法癒合的傷口。

Lukas Moodysson 曾跟友人製作了一部關於瑞典哥德堡反全球化示威的紀錄片,名為 “Terrorists: The Kids They Sentenced”,就通過訪問被捕入獄的年輕示威者,直斥建制中的暴力。而在《永遠的微笑》裡,無論東歐還是西歐,都一樣灰暗冰冷,不見出路。Lilja 起初沉醉在她的美國夢裡,渴望可以由此脫離貧窮。但即使她真的可以去到美國,也難保不會發生同樣的悲劇。Lukas Moodysson 把一個關於雛妓的故事,放在蘇聯解體後經濟全速轉型的背景中。在國家走向資本主義的同時,Lilja 亦步向了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