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突然傳來了伊朗大師級導演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Abbas Kiarostami，台灣譯：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去世的消息。2011年香港國際電影節曾辦過他的電影回顧展，重溫了他由《小旅人》（The Traveller，台灣譯名：闖渡客）到《似是有緣人》（Certified Copy，台灣譯名：愛情對白）的創作歷程，可算是在香港至今對他的作品最全面的一次回顧。而在2013年，他甚至到過香港，參與亞洲藝術文獻庫（Asia Art Archive）在巴塞爾藝術展（Art Basel）舉辦的研討會，還在黃竹坑的藝廊舉行了個人攝影展，並出席香港國際電影節 Cine Fan 及百老匯電影中心的映後座談。
虛實交錯，探問生死
基阿魯斯達米是姓氏，阿巴斯是名字，華語地區有不少人暱稱他名字，下面就以名字稱呼。他以《櫻桃的滋味》（Taste of Cherry）奪得康城影展金棕櫚獎。那絕對不只是一個孤獨男子求死的故事，也不是叫人重拾生命價值的勸世寓言，而是以洞悉人情的目光，在探問生存與死亡的意義。結尾更是神來之筆，當主角在地上挖了個洞，躺在裡面靜待死亡，在雷雨聲中，畫面全黑，然後就接上攝製隊拍片過程的錄像。最顯淺的理解是生生不息的循環，當主角選擇掌握自己的死亡，在鏡頭後面，攝製隊正在透過創作給故事賦予生命。不過如果了解阿巴斯常以偽裝紀實、虛實交錯的手法，對電影形式進行實驗，並相信觀眾不會只是被動接收故事的話，那麼這個由導演自己及攝製隊入鏡的結尾，就是刻意跳出原來的故事層次，刺激觀眾思考其中意義，邀請觀眾主動咀嚼箇中味道了。
早在其代表作「伊朗三部曲」（Koker Trilogy），他已把上述特色發揮得淋漓盡致。而他的實驗性，總是伴隨著詩意與幽默，滿滿是對人的體察與關懷。「伊朗三部曲」由小孩的一趟「歷險旅程」開始，《踏破鐵鞋無覓處》（Where is the Friend’s Home?，台灣譯名：何處是我朋友的家）的小孩 Ahmed 拿錯了同學 Mohamed 的作業簿，由於 Mohamed 總是出於各種原因沒把作業寫在作業簿上，老師聲明如果 Mohamed 再犯就把他退學，於是 Ahmed 無論困難險阻也要長途跋涉跑到 Mohamed 居住的村莊歸還作業簿。這樣的小故事，就給阿巴斯拍出了純真動人的力量，以周遭漠不關心的成年人對比著急的小孩，安排 Ahmed 一次又一次在「之」字路上奔跑的畫面，到最後作業簿裡夾著的小花把電影的意境昇華，不但顯出阿巴斯把簡單故事說得引人入勝的功力，也可看到他對事物的觀察入微。他的早期作品多以小孩為主角，譬如首次執導的短片《麵包與小巷》（Bread and Alley）是小孩與狗的故事，首部劇情長片《小旅人》（闖渡客）是頑童不惜一切要到首都看球賽的故事。他也拍過寫實反映社會腐敗及夫妻衝突的《報告》（The Report），在其作品中算是異數。而從《小旅人》（闖渡客）和《踏破鐵鞋無覓處》（何處是我朋友的家）看來，阿巴斯早已超越了一般兒童電影，為他日後的風格奠下了基礎。
三部曲的奇妙結構
「伊朗三部曲」最有趣之處，是三部電影的奇妙連繫。因為1990年伊朗西北部發生大地震，《踏破鐵鞋無覓處》（何處是我朋友的家）取景的高卡（Koker）成了災區，片中飾演 Ahmed 和 Mohamed 的小演員（現實裡是兄弟）生死未卜，阿巴斯於是拍了《春風吹又生》（And Life Goes On…，台灣譯名：生生長流），以電影展開尋人之旅，由 Farhad 飾演《踏破鐵鞋無覓處》（何處是我朋友的家）的導演，帶著兒子 Puya 走進災區。地震災區都是真的，尋人旅程拍得像紀錄片一樣，過程卻是虛構的，或看來像是以戲劇重演真實（由 Farhad 飾演阿巴斯本人）。主角在路上遇見在《踏破鐵鞋無覓處》（何處是我朋友的家）飾演老木匠的演員 Ruhi，言談間 Ruhi 就拆穿了電影的虛構本質，指出《踏破鐵鞋無覓處》（何處是我朋友的家）雖然寫實，很多細節仍是創作上的設計。到最後，縱使沒有找到那對兄弟小演員（但暗示他們無恙），電影呈現了民眾在劫後的頑強生命力，很快就在破瓦頹垣裡重建家園，人們照樣結婚（Farhad 遇上了一對年輕新婚夫婦），照樣追看世界盃球賽。
到了《橄欖樹下的情人》（Through the Olive Trees），就更進一步模糊了紀實與虛構的界線。影片大量採用非職業演員，並以演員的名字作為角色的名字，增強紀實的感覺。故事表面似是《春風吹又生》（生生長流）的幕後花絮，講述一名導演在拍攝《春風吹又生》（生生長流）Farhad 遇上新婚夫婦的那場戲，原來戲中飾演新婚夫婦的演員，男方（Hossein）真的對女方（Tahereh）有意，但奈何出身階級有別，遭女方拒絕，卻因為地震，有人來拍電影，才有機會接近女方，並且合演夫妻。影片徹底揭穿《春風吹又生》（生生長流）的虛構成份，Farhad 不過是演員，他跟新婚丈夫談話的那場戲，都是根據劇本演出來的。而更妙的一著，是開宗明義告訴觀眾，《橄欖樹下的情人》本身也是虛構的，戲中現身的導演，也是演員，一出場就說：「我叫 Mohamed Ali Keshavarz，是飾演導演的演員。」
於是整個「伊朗三部曲」就是一部衍生另一部，一層套著另一層。首先是阿巴斯拍了《踏破鐵鞋無覓處》（何處是我朋友的家）。然後在《春風吹又生》（生生長流）裡，安排 Farhad 飾演《踏破鐵鞋無覓處》（何處是我朋友的家）的導演，去尋找杳無音訊的小演員。再於《橄欖樹下的情人》裡，安排 Mohamed Ali Keshavarz 飾演《春風吹又生》（生生長流）的導演，講述他拍攝 Farhad 遇上 Hossein 的一幕。三部電影互相呼應，「之」字路一再出現，而《踏破鐵鞋無覓處》（何處是我朋友的家）的那對兄弟小演員，最終就在《橄欖樹下的情人》露面。 影史上大概沒有哪個三部曲是如此結構的，更難得是每一部都真摯動人。
在缺乏自由的國度堅持創新
《大寫特寫》（Close-Up，台灣譯名：特寫）是阿巴斯另一個有趣的實驗，虛構與紀實的邊界更顯模糊。故事本身是真人真事，有個叫 Sabzian 的無業男子，被人認錯了，以為他是著名導演麥馬巴夫（Mohsen Makhmalbaf），而他本身是麥馬巴夫的影迷，竟決定將錯就錯，冒充起導演來，說要借屋拍戲，還向對方借錢，事敗被告上法庭。阿巴斯就把 Sabzian 的故事拍成電影，並由這位當事人演回自己，重演案情。而冒充及角色扮演的主題，由《小旅人》（闖渡客）的頑童為騙取旅費假裝替同學拍照開始，到《大寫特寫》（特寫）的 Sabzian，直到後來的《東京出租少女》（Like Someone in Love，台灣譯名：像戀人一樣）的教授與援交少女偽裝爺孫，都是一以貫之。《大寫特寫》（特寫）也並非硬繃繃的實驗，當中對 Sabzian 的觀察和理解，令觀眾寄予同情，強調他並非存心做壞事，只因為發現被誤認可獲得前所未有的尊嚴，才一時糊塗。片末更安排真假麥馬巴夫碰面，由真麥馬巴夫開著電單車，帶冒牌的去給受騙家庭道歉，完成最後的寬恕與接納。而這部電影，由現實衍生戲劇，又以戲劇影響現實，再換個角度看，也是給 Sabzian 圓了他的電影夢。
雖然來自缺乏創作自由的國度，阿巴斯卻一次又一次突破限制，敢於創新。《10》（Ten，台灣譯名：十段生命的律動）在汽車內安裝兩部數碼攝錄機，紀錄行車中的十段對話，導演完全放手給演員根據現實生活自然發揮。後來約化巴納希（Jafar Panahi，台灣譯：賈法潘納希）獲柏林影展金熊獎的《伊朗的士笑看人生》（Taxi，台灣譯名：計程人生）也採用了近似的形式，《10》無疑出現得更早，也去得更盡。獻給小津的《伍》（Five）索性只有五個長鏡頭，以大自然景致作為主角。《雪馨》（Shirin，台灣譯名：希林公主）更是前所未見，把攝影機反轉過來，鏡頭瞄準戲院觀眾席上一百多位女性的面孔，用畫外音講故事，畫面是每個人看戲的反應。即使後來阿巴斯的電影離開了伊朗背景，在《似是有緣人》（愛情對白）和《東京出租少女》（像戀人一樣）仍可看到他的一貫主題。他的短片遺作《帶我回家》（Take Me Home）在意大利南部小鎮取景，講小男孩把足球放在家門口，然後足球沿著樓梯一直往下滾，像有了生命似的，進行了自己的「歷險旅程」。這不禁令人想起阿巴斯早期的《麵包與小巷》或者《踏破鐵鞋無覓處》（何處是我朋友的家），別具反璞歸真的意趣。長片遺作《24格》（24 Frames）則是一次光影實驗，由 Pieter Bruegel 名畫《雪中獵人》（The Hunters in the Snow）作起點，利用數碼技術，將24個靜態畫面變成活動影像，令凝固在照片的景物重新動起來，從另一進路探索虛構與真實。
餘音裊裊的詩意
談阿巴斯的電影，當然不能只談實驗性，而忽略當中的詩意。《踏破鐵鞋無覓處》（何處是我朋友的家）的原名來自伊朗詩人 Sohrab Sepehri 的詩作，《風再起時》（The Wind Will Carry Us，台灣譯名：風帶著我來）的片名則來自另一位詩人 Forough Farrokhzad。而阿巴斯的詩意，不只是在電影裡唸詩，更是畫面與敘事中的詩意。還有那些餘音裊裊的結尾，都叫人回味，像《橄欖樹下的情人》的最後長鏡，Hossein 追求 Tahereh，結局未明，女方已愈走愈遠，男方從後趕上，兩人變成畫面上兩個小小的白點，觀眾不知道他們最終的對話是什麼，只見男方突然往回跑，音樂轉為輕快，猜想是好消息吧，都盡在不言中。《春風吹又生》（生生長流）的結尾也是異曲同工，當主角駕車來到「之」字路，汽車上不了斜坡，俯視的長鏡看著他得到路人協助，最終成功駛上斜路，並邀請拔刀相助的路人搭上順風車，而音樂亦由抒情轉為輕快，當中對生命與人性的盼望，毋須對白，已不言而喻了。
（原刊於端傳媒網站，2016年8月，本文為增訂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