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裡是天堂》:以幽默作抵抗

《那裡是天堂》:以幽默作抵抗

提到巴勒斯坦電影,相信不少人會想到以巴衝突、檢查哨站、隔離圍牆、巴勒斯坦爭取立國等題材,像現居荷蘭的巴勒斯坦裔導演 Hany Abu-Assad 先後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的《立見天國》(Paradise Now)和《命運在翻牆》(Omar),就很符合大眾對巴勒斯坦電影的想像。同是巴勒斯坦裔的伊利亞蘇里曼(Elia Suleiman),新作《那裡是天堂》(It Must Be Heaven,台灣譯名《導演先生的完美假期》)則另闢蹊徑,主要在巴黎和紐約取景,流露荒誕喜感,看起來實在「不夠巴勒斯坦」。然而眼前即使不是巴勒斯坦風景,巴勒斯坦的影子仍無處不在。

影片去年在康城影展首映,獲國際影評人聯盟獎,並在主競賽單元獲評審團特別表揚。電影的引子已極盡諷刺,教士主持宗教儀式,帶領信眾走到永生之門,但負責開門的傢伙似乎喝醉了,遲遲不肯開門,教士忍無可忍,終於訴諸武力。這個引子看來跟後面情節無關,卻是點題。天堂明明在眼前,但好像是哪裡出錯了,無法進入。然後蘇里曼出場,在露台看到鄰居偷摘檸檬,但那人狡辯已敲門來問,只是無人應門。其後變本加厲,逕自跑來修枝澆水,把後園視為己有。家園無端被侵佔的荒唐處境,放在以巴的脈絡去理解,就頗有弦外之音。

蘇里曼在新作繼續自導自演,這次演回自己,身份是一名導演,正在為電影籌措資金,遠赴巴黎和紐約,卻一直碰壁。法國電影公司嫌他的拍片計劃「不夠巴勒斯坦」,認為故事發生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美國人聽到他想拍中東和平,更是一笑置之。片中透過演員 Gael Garcia Bernal 的對白,透露蘇里曼打算把影片命名《Heaven Can Wait》(劉別謙和華倫比提都用過這個片名,分別譯作《天長地久》和《上錯天堂投錯胎》)。然後蘇里曼跑去算塔羅牌,算命師說:一定會有巴勒斯坦國……不過且慢,我們是有生之年都未必等到。

片中的蘇里曼總是默不作聲,又時常一臉無奈,似是對眼前事物大惑不解,或好像啼笑皆非。影片分成三部份,前三分一在拿撒勒,中間三分一在巴黎,最後三分一在紐約,尾聲又回到拿撒勒。拿撒勒的部份有不少巴勒斯坦隱喻,例如戴墨鏡的以色列士兵開著跑車,車裡坐著被蒙眼的巴勒斯坦女子。到了巴黎,他坐在咖啡店外,花枝招展的路人猶如時裝表演,而另一邊廂,也有人露宿街頭,地鐵內有兇神惡煞紋身男一直盯著他。紐約的黑人的士司機,則是一聽到他來自巴勒斯坦就興奮莫名,彷彿看見阿拉法特再世一樣。

他在異地漫步散心,以異鄉人的目光,觀看西方世界光怪陸離。巴黎閱兵有坦克開上街,紐約中央公園有警察圍捕少女,該少女揹著天使翅膀,身上穿的,正是印有巴勒斯坦旗幟圖案的 tube top。他又夢見紐約街頭人人陀槍,機關槍火箭炮樣樣有齊。明明身處歐美,卻好像看見巴勒斯坦的影子。用蘇里曼自己的說法,他之前的電影嘗試把巴勒斯坦描繪成世界的縮影,這次倒過來,把世界描繪成好像是巴勒斯坦的縮影。

蘇里曼只此一家的荒誕和幽默,難以歸類。他出生於拿撒勒,首部長片《失蹤紀事》(Chronicle of a Disappearance)以家鄉作背景,已是自導自演,之後的《天降女忍者》(Divine Intervention)和《這事不能說太細》(The Time That Remains)亦有自我寫照成份,笑看巴勒斯坦現況與民族血淚史。連同新作,他建立了大量運用固定鏡頭和大幅減省對白的獨特風格。

常有人拿他跟積葵大地(Jacques Tati)和巴士達基頓(Buster Keaton)相提並論,大概因為蘇里曼也有「冷面笑匠」傾向,而且對白愈來愈少,台灣把他的新作譯成《導演先生的完美假期》,就是在呼應積葵大地的《于洛先生的假期》。但無論是積葵大地還是基頓,均會介入事件來製造喜劇效果,蘇里曼卻是默默旁觀荒謬世態。他可能更接近羅伊安德遜(Roy Andersson)的風格,只是他本人也會出鏡。

看他的訪問,他原來深受小津安二郎影響,因為看了《東京物語》之後就想拍電影。影響他的還有高達、布烈遜、安東尼奧尼、侯孝賢。他也有提及 John Berger 和 Edward Said。他要拍的,其實不是喜劇,當中是對於觀看和身份認同的思考,是關於巴勒斯坦人「鄉關何處」「人地不宜」的錯置與失落,建國仍遙遙無期,何時光復未可知,面對殘酷現實,就透過電影,以幽默作抵抗。

(原刊於《號外》第 524 期,本文為修訂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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