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巴勒斯坦電影，相信不少人會想到以巴衝突、檢查哨站、隔離圍牆、巴勒斯坦爭取立國等題材，像現居荷蘭的巴勒斯坦裔導演 Hany Abu-Assad 先後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的《立見天國》（Paradise Now）和《命運在翻牆》（Omar），就很符合大眾對巴勒斯坦電影的想像。同是巴勒斯坦裔的伊利亞蘇里曼（Elia Suleiman），新作《那裡是天堂》（It Must Be Heaven，台灣譯名《導演先生的完美假期》）則另闢蹊徑，主要在巴黎和紐約取景，流露荒誕喜感，看起來實在「不夠巴勒斯坦」。然而眼前即使不是巴勒斯坦風景，巴勒斯坦的影子仍無處不在。
影片去年在康城影展首映，獲國際影評人聯盟獎，並在主競賽單元獲評審團特別表揚。電影的引子已極盡諷刺，教士主持宗教儀式，帶領信眾走到永生之門，但負責開門的傢伙似乎喝醉了，遲遲不肯開門，教士忍無可忍，終於訴諸武力。這個引子看來跟後面情節無關，卻是點題。天堂明明在眼前，但好像是哪裡出錯了，無法進入。然後蘇里曼出場，在露台看到鄰居偷摘檸檬，但那人狡辯已敲門來問，只是無人應門。其後變本加厲，逕自跑來修枝澆水，把後園視為己有。家園無端被侵佔的荒唐處境，放在以巴的脈絡去理解，就頗有弦外之音。
蘇里曼在新作繼續自導自演，這次演回自己，身份是一名導演，正在為電影籌措資金，遠赴巴黎和紐約，卻一直碰壁。法國電影公司嫌他的拍片計劃「不夠巴勒斯坦」，認為故事發生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美國人聽到他想拍中東和平，更是一笑置之。片中透過演員 Gael Garcia Bernal 的對白，透露蘇里曼打算把影片命名《Heaven Can Wait》（劉別謙和華倫比提都用過這個片名，分別譯作《天長地久》和《上錯天堂投錯胎》）。然後蘇里曼跑去算塔羅牌，算命師說：一定會有巴勒斯坦國……不過且慢，我們是有生之年都未必等到。
片中的蘇里曼總是默不作聲，又時常一臉無奈，似是對眼前事物大惑不解，或好像啼笑皆非。影片分成三部份，前三分一在拿撒勒，中間三分一在巴黎，最後三分一在紐約，尾聲又回到拿撒勒。拿撒勒的部份有不少巴勒斯坦隱喻，例如戴墨鏡的以色列士兵開著跑車，車裡坐著被蒙眼的巴勒斯坦女子。到了巴黎，他坐在咖啡店外，花枝招展的路人猶如時裝表演，而另一邊廂，也有人露宿街頭，地鐵內有兇神惡煞紋身男一直盯著他。紐約的黑人的士司機，則是一聽到他來自巴勒斯坦就興奮莫名，彷彿看見阿拉法特再世一樣。
他在異地漫步散心，以異鄉人的目光，觀看西方世界光怪陸離。巴黎閱兵有坦克開上街，紐約中央公園有警察圍捕少女，該少女揹著天使翅膀，半裸上身，胸前繪了巴勒斯坦旗幟圖案。他又夢見紐約街頭人人陀槍，機關槍火箭炮樣樣有齊。明明身處歐美，卻好像看見巴勒斯坦的影子。用蘇里曼自己的說法，他之前的電影嘗試把巴勒斯坦描繪成世界的縮影，這次倒過來，把世界描繪成好像是巴勒斯坦的縮影。
蘇里曼只此一家的荒誕和幽默，難以歸類。他出生於拿撒勒，首部長片《失蹤紀事》（Chronicle of a Disappearance）以家鄉作背景，已是自導自演，之後的《天降女忍者》（Divine Intervention）和《這事不能說太細》（The Time That Remains）亦有自我寫照成份，笑看巴勒斯坦現況與民族血淚史。連同新作，他建立了大量運用固定鏡頭和大幅減省對白的獨特風格。
常有人拿他跟積葵大地（Jacques Tati）和巴士達基頓（Buster Keaton）相提並論，大概因為蘇里曼也有「冷面笑匠」傾向，而且對白愈來愈少，台灣把他的新作譯成《導演先生的完美假期》，就是在呼應積葵大地的《于洛先生的假期》。但無論是積葵大地還是基頓，均會介入事件來製造喜劇效果，蘇里曼卻是默默旁觀荒謬世態。他可能更接近羅伊安德遜（Roy Andersson）的風格，只是他本人也會出鏡。
看他的訪問，他原來深受小津安二郎影響，因為看了《東京物語》之後就想拍電影。影響他的還有高達、布烈遜、安東尼奧尼、侯孝賢。他也有提及 John Berger 和 Edward Said。他要拍的，其實不是喜劇，當中是對於觀看和身份認同的思考，是關於巴勒斯坦人「鄉關何處」「人地不宜」的錯置與失落，建國仍遙遙無期，面對殘酷現實，就透過電影，以幽默作抵抗。
（原刊於《號外》第 524 期，本文為修訂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