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的交錯
十多年前，頭一次聽到《十誡》（The Decalogue）這個片名時，還以為是宗教電影。奇斯洛夫斯基的《十誡》，是他為電視台拍攝的十集單元小故事，每集約一小時，以《聖經》裡的十誡條文為主題，說的則是現代人在道德上的抉擇與掙扎。奇斯洛夫斯基的《十誡》，對應的是天主教的十誡條文，因此沒有基督教「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這一條。十個小故事，多數時候都以同一個大型屋邨做背景。故事裡的醫生和病人家屬、大學教授、郵局小職員以及被他偷窺的女子等等，都住在同一個屋邨裡，看著同一片草地，走過同一條道路。「第五誡」犯了謀殺罪的少年，在犯案前，就曾經跟他未來的辯護律師在咖啡店裡擦身而過。「第八誡」的角色亦知道「第二誡」的故事。相識或不相識的，既遙遠又原來這麼接近。命運的細線，就如此這般交錯在一起。
「第一誡」的故事一開始，就出現了一個穿著厚大衣坐在雪地上生火的男人。這個神秘男子，在《十誡》的其他故事仍不時出現。他一直沉默不語，有時他是路人甲，有時在醫院裡工作，有時是電車司機，有時是工人，有時是學生，彷彿跟其他角色互不相干，又彷彿一直冷眼旁觀，或者在某些關鍵時刻，與主角打個照面。在「第五誡」的殺人故事裡，神秘男子望著計程車裡將要犯案的少年，似在向他搖頭示意，又似在暗自感嘆。「第九誡」的丈夫因為妻子偷情打算自殺的一刻，神秘男子也追上前去。神秘男子由波蘭演員 Artur Barciś 飾演。他就像守在眾人附近的天使，看著人間一個接一個或悲或喜的小故事，而他，總是默默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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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妙的聯繫
奇斯洛夫斯基在後來的《藍白紅三部曲》（Three Colours Trilogy）也採用了類似的手法：一個駝背的老婦拿著玻璃瓶，吃力地要把它丟進高高的回收桶裡。《藍》（對應自由）的 Juliette Binoche 閉上了眼睛，沒有看到那個老婦；《白》（對應平等）的 Zbigniew Zamachowski 看見了老婦，但無動於衷；《紅》（對應博愛）的 Irène Jacob 則走上前，替老婦把玻璃瓶丟進回收筒裡。命運的交錯，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微妙聯繫，在《藍白紅三部曲》裡一再出現。三部影片的人物都走進了同一個法院裡，最後也巧合地登上了同一班遭到意外的輪船。
《兩生花》（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que）裡提到那個杜撰出來的荷蘭作曲家 Van den Budenmayer，他的大名，其實早在《十誡》的「第九誡」中已經出現。在一篇 Zbigniew Preisner 的訪問裡，他說奇斯洛夫斯基本來想用馬勒的音樂，但版權費太過昂貴，於是他仿傚馬勒的風格，作了一曲，並和奇斯洛夫斯基一起虛構了 Van den Budenmayer 這個名字，當成是古人的作品。《兩生花》某程度也是改寫自「第九誡」的其中一個小片段：女病人因為心臟有毛病，不得不放棄當女高音的夢想。而「第九誡」中關於愛人與第三者偷歡的情節、偷聽電話的情節，以及同一段 Zbigniew Preisner 的音樂，亦在日後的《紅》裡重複出現。
Irène Jacob 似乎要在奇斯洛夫斯基的鏡頭下，才散發出神采。見過她在其他電影裡的造型，都不及她在《兩生花》和《紅》裡那樣美麗。奇斯洛夫斯基懂得電影的魔法。鞋帶、心電圖、玻璃球、廣場上的示威，接通了兩個外表一樣但互不相識的心靈。一個猝然死去的時候，另一個莫名其妙的感到了哀傷。《兩生花》說的就是兩個女子的心靈感應：Weronika 與 Veronique，一個在天上，一個在人間。
我在很多年前曾經買過《兩生花》的影帶，後來才知道是美國版。歐洲版（即一般放映的版本）拍到 Veronique 觸摸大樹就完了；美國版卻再加了一場，是 Veronique 下了車，上前跟父親擁抱。奇斯洛夫斯基大概擔心美國觀眾看不明白，所以添了蛇足。歐洲版始終比較意在言外，也應該更接近導演的原意吧。[1]
情戒、殺戒
《十誡》的十個小故事中，有兩個其後分別發展成個半小時的電影，那就是《情戒》（A Short Film About Love）和《殺戒》（A Short Film About Killing）。《殺戒》是「第五誡」的完整版，對應十誡中的「不可殺人」。其中一個令我討厭《2046》的原因，是它一開頭就裝模作樣地濫用了《殺戒》的音樂。在《殺戒》裡，沒有完全清白的人。遇害的計程車司機，常有壞心眼的時候。也沒有絕對邪惡的人。殺人的少年並非冷酷無情，他一直惦記著意外中死去的年幼妹妹。少年殺了人，然後法律又殺了他。少年用繩索勒住計程車司機的頸，又用衣服蒙著他的頭；最後行刑的警察就蒙住少年的眼睛，把繩圈套在他頸上，把他吊死。奇斯洛夫斯基就這樣把平民百姓的殺人行為，與國家機器的殺人手段，並置起來，同時對暴力和死刑提出了控訴。
而《情戒》則對「第六誡」作了較大的改動，結尾也不一樣。奇斯洛夫斯基曾經說過，《情戒》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它的敘事觀點。起初少男用望遠鏡窺看居住在對街大廈的女子，觀眾一直就通過他的觀點去看事情。然後他和那女子交往，受到了傷害，企圖自殺，敘事觀點就開始轉移到女子那邊，隨著她的視點去找尋失了蹤的少男。這一敘事觀點的轉變，令觀眾跟隨的，始終是苦苦追尋而受盡折磨的一方。
奇斯洛夫斯基沒有把偷窺的少男寫成變態色情狂，而是個多愁善感的孤獨少年。電影版加了一段少男與同住嬸嬸的對話。他從望遠鏡裡看到女主角獨自在屋裡哭泣，去問同住的嬸嬸：「人們為什麼哭呢？」嬸嬸回答那是因為人們感到被遺棄，或再承受不了生活，或是受了傷害。他再追問：「那我們可以怎樣呢？」嬸嬸卻說了一個故事：有一趟她兒子牙痛，卻拿起燒紅的熨斗壓在肩上。奇斯洛夫斯基在此寫出了人心的創傷。聽來好像不可思議，但人們就是會選擇以新傷掩蓋舊患，儘管最終招致遍體鱗傷。改寫後的《情戒》已不只是對應十誡中的「勿行邪淫」，更是一個關於追尋和受傷害的故事。
「第六誡」的結尾是女子去郵局找少男，他就告訴她：「我以後都不會再窺看你了。」十分簡單直接。《情戒》沒有這一筆，結尾是女子通過少男的望遠鏡，看到從前的自己。結局是開放的，也似乎比較樂觀。套用奇斯洛夫斯基的說法：儘管我們知道什麼事都不會發生，但它看起來好像一切都還有可能。
波瀾的起伏
奇斯洛夫斯基早年拍的大都是紀錄片。由於當時政治上的封閉，很多波蘭人都願意到電影院看紀錄片，因為他們認為紀錄片能夠如實反映他們的生活經驗。1960 至 1970 年代，是波蘭政局頗為動盪不安的年代。1976 年六月，共黨政府大幅提高糧食價格，觸發全國大規模罷工示威，也是四年後團結工會冒起的先聲。奇斯洛夫斯基拍於 1976 年的首齣劇情長片《生命的烙印》（The Scar，又譯作《疤》），就出現了格旦斯克工人罷工的報章新聞。雖然奇斯洛夫斯基自認這部電影拍得差，劇本結構不夠嚴謹，《生命的烙印》卻回應了當時的局勢。（《生命的烙印》的故事設定在 1970 年，當年同樣因為政府提高糧食價格而觸發罷工，最後更導致血腥鎮壓和領導下台。電影可說是有借古諷今的意味。）影片臨近尾聲時，工廠廠長得知工人罷工的消息，站出來跟工人說：「我是和大家站在同一陣線的。」結果他被辭退了。但他幹了應做的事情，不用受到良心譴責，最後在家裡跟小外孫玩耍，自得其樂。
《生命的烙印》也隱晦地提到了 1956 年波蘭的政治風波。不計算電視劇的話，《影迷》（Camera Buff）是奇斯洛夫斯基的第二部劇情長片，拍於 1979 年，正是團結工會冒起的前夕。片中的業餘電影人，渴望把官方報導以外的真實一面拍攝出來，卻要面對來自官方的壓力。（奇斯洛夫斯基把他的同行贊祿西也請來，在片中客串演回自己，出席自己作品《偽裝》的映後分享，跟虛構的角色討論拍攝電影的事情。）至於 1984 年的《無止無終》（No End，又譯作《無休無止》），講述團結工會成員遭政府拘禁，專為政治犯辯護的律師突然心臟病發，去世後魂魄不散，依然流連人間，看著現實變得愈來愈醜惡。影片反映了團結工會被鎮壓，國家實施戒嚴之後波蘭人普遍的低落情緒。
1981 年的《盲打誤撞》（Blind Chance），有個非常特別的結構。一個人追火車，有三個可能性：一是追上了，於是成為了共黨的活躍分子，卻要被迫幹出埋沒良心的事情；二是沒追上，卻撞倒了警衛，被拉去坐牢，結果認識了反對派，成了反政府分子；三也是沒追上，卻碰上他的女同學，自此平步青雲，不涉足政治，和女同學結了婚，成了中產醫生，前途大片美好，然後卻遇上空難，死在半空。1981 年是團結工會取得短暫勝利的一年，奇斯洛夫斯基的影片卻是宿命和悲觀的。很多年以後由桂莉芙柏德露主演的《緣份兩面睇》（Sliding Doors）也用了幾乎相同的敘事形式，寫一個女子乘地鐵回家，趕得上還是沒趕上那一班車，因而生出兩個截然不同的結局。《緣份兩面睇》是輕巧的，《盲打誤撞》卻要沉重得多。
共黨下台之後，有人批評奇斯洛夫斯基的影片沒有對當前的政治發展有任何回應，他就反駁，說波蘭的政治已經無法引起他的興趣了。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團結工會的華里沙曾經是人們心目中的英雄，執政後卻常常亂說話，成了大家取笑的對象。團結工會上台時，不少人曾寄予厚望，但奇斯洛夫斯基會說：「無論這股希望是被誰燃起的，是 1956 年和 1970 年的共產黨、1981 年的工人，還是 1990、1991 年的新政府，都沒有分別，每次我們都認清這股希望只不過是另一次的幻滅、另一個謊言、另一場夢，而非真正的希望。」
經歷過數十年起起伏伏的政治波瀾，奇斯洛夫斯基在他最後的日子裡，選擇進一步轉向思索人性的主題，去捕捉存在於人們內心裡某些難以言詮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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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奇士勞斯基論奇士勞斯基》一書裡，奇斯洛夫斯基曾經談及《兩生花》的不同版本。他這樣說：
結果《兩生花》有兩個版本，因為我替美國人拍了一個不同的版本。我們看見一個男人從一幢我們已經知道的房子裡走出來叫道：「薇若妮卡，外面冷，進來吧。」「爸！」薇若妮卡說完之後奔向他，並擁抱他。那是美國版的結局。顯然那是她的祖庴，你也知道那個男人是她的父親。我以前提過，美國人在看過前面的部分後，不能確定那就是她父親，或許那只是某個搬弄木材的男人，誰知道呢？那部片子在美國賣得很好，賺了不少錢 ── 當然是替製作人賺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