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 年 9 月,法國導演尚維果(Jean Vigo,1905 − 1934)病重之際,巴黎香榭麗舍大道上一所電影院正在放映他的首齣劇情長片。可是,當時觀眾在銀幕上看到的,卻是在電影發行商要求下慘遭刪改的版本。電影給刪剪了廿多分鐘,片長由 89 分鐘縮減成 65 分鐘,連片名也被改掉,以一首當年的流行曲《駛過的駁船》(Le Chaland Qui Passe)代替了原來的片名《阿特蘭大號》(L’Atalante),這首流行曲亦順理成章取代了電影本來的的主題曲。
尚維果沒有看到這個版本,因為他已經病入膏肓,不到一個月時間他就病逝了。他的首齣長片於是亦成為了他的遺作。說起尚維果,難免想起「英年早逝」或者「天妒英才」這類字眼,以及那些生前潦倒死後風光的藝術家故事,雖然有點濫調,卻都是實情。尚維果死時只有 29 歲,在他短短的一生裡,只拍了三部短片和一部長片,構思了數個劇本還未等到開拍機會,就死於肺結核併發的敗血病。在他生前,創作生涯屢遭打擊,到死了以後,始被重新肯定,他的《阿特蘭大號》幾經波折終於回復舊貌,更被奉為經典,法國亦設立了以他命名的電影獎項(Le Prix Jean Vigo),以獎勵拍出優秀作品的新導演。
尚維果的身世亦有一番故事。他的父親 Eugène Bonaventure Jean-Baptiste Vigo,別名 Miguel Almereyda [1],是一位著名的法國無政府主義者,有份創辦了一份激進周報 “La Guerre Sociale” [2] 以及一份左翼日報 “Le Bonnet Rouge” [3],卻由於其政治傾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指接受敵方捐助,遭法國政府以叛國罪名拘捕,一星期後更被發現離奇地在獄中上吊身亡。很多人都相信這是一宗政治暗殺事件。尚維果的母親 Emily Cléro,亦是他父親的戰友,因為此事,決定把兒子交由親友照顧。及後為了隱藏身份,尚維果化名為 Jean Sales,被送到寄宿學校去。直到他進入索邦大學唸書的時候,才恢復本來的名字。
尚維果自幼體弱多病,他的童年與少年時代就在疾病以及父親被捕與猝死的陰影中度過。在他 21 歲那年,經過醫生診斷,證實染上了肺結核,於是被送往 Font-Romeu 的療養院接受治療。他在那裡跟另一名病人 Lydou(全名 Elisabeth Losinska)邂逅。她是一名波蘭實業家的女兒。尚維果和 Lydou 出院後就到了尼斯定居,於翌年結婚,並且生了一名女兒。其時他在尼斯的 Franco film studio 裡找到工作,對電影產生了興趣。他從外父處得到一筆金錢,於是就用來買了一部二手攝影機,開始實踐拍攝電影的夢想。
1929 年,他在巴黎認識了攝影師 Boris Kaufman。Boris Kaufman 正是蘇聯「電影眼」(Kino-Eye)創始人維多夫(Dziga Vertov,原名 Denis Kaufman)的弟弟。那一年維多夫拍成了他最著名的作品《帶攝影機的人》(Man with a Movie Camera),而尚維果就夥拍 Boris Kaufman 拍了他的第一部實驗短片《關於尼斯》(A Propos de Nice,或譯作《尼斯印象》)。片長廿多分鐘的《關於尼斯》以鳥瞰尼斯的影像開始,以焚化爐煙囪冒出的白煙來結束。影片以類似《帶攝影機的人》的拍攝方式,以攝影機的鏡頭去紀錄尼斯的度假地點與嘉年華會盛況,帶著極度批判的目光來凝視這個小城的貧富懸殊,以蒙太奇手法諷刺上流社會的奢華與墮落,譬如將度假者的片斷,接到淺灘上的大鱷,又或者把嘉年華會的狂歡,接上墓園的空鏡等。
完成《關於尼斯》之後,不久他就接到邀約,為大公司拍攝了一段關於游泳選手 Jean Taris 的十分鐘紀錄短片《塔里斯》(Taris)。尚維果對體育運動並沒太大興趣,卻利用這次拍攝機會,實驗了水底攝影和剪接的技巧。之後他因為找不到新工作,舉家移居到巴黎,並且在那裡遇上獨立製片人 Jacques-Louis Nounez。這位獨立製片人有意投資開拍一些低成本短片,尚維果於是把他已寫好的一個故事藍本《笨學生》(Les Cancres)拿出來,並找來一群業餘演員,結果拍成了他的下一部短片《操行零分》(Zéro de Conduite)。
1933 年的《操行零分》有尚維果小時候入讀寄宿學校的回憶,有些超現實主義味道,也有充滿詩意的筆觸。亦有評論者認為他是法國詩意寫實主義(Poetic Realism)的先驅。《操行零分》是一個屬於小孩子的世界,片中的成年人大都是負面的形象:有蓄著大鬍子裝腔作勢的侏儒校長,也有個會在小息時候偷學生東西的主任,還有,學校慶典上的嘉賓竟然全是盛裝的木偶等等。唯一跟孩子比較親近的,是由 Jean Dasté 飾演的年輕教師 Huguet,他會在無人注意的時候拿著拐杖模仿差利走路,會跟孩子一同嬉戲,甚至倒立在書桌上給學生畫圖畫。
影片其中一個有趣的場面,就是 Huguet 在紙上畫了個穿著游泳衣拿著水泡的男人,這時候主任突然走進來,畫紙上的人形就立刻變成動畫,即時長出了大肚腩和換上全副軍服。尚維果就這樣給成人世界的虛偽幽了一默。《操行零分》還有兩個經典場面,一個是孩子們在宿舍「起義」,互擲枕頭,另一個是片尾孩子們因為不滿學校的專制與剝削,為了爭取自由,爬上屋頂向慶典上的嘉賓投擲雜物。宿舍「起義」的一幕,尚維果刻意運用慢鏡,拍攝孩子在羽毛紛飛下提著燈籠列隊前行,並把主題音樂的聲帶倒轉來播放,營造出在風雪之中踏上征途的意境。
尚維果秉承了父親的無政府主義傾向,是當時法國的自由主義者(libertaire),後來更加入了左翼藝術組織 “L’Association des Écrivains et Artistes Révolutionnaires” [4]。在《操行零分》裡,孩子們起義前,其中一名小男生向立心不良的胖老師罵出的粗話 “Je vous dis merde!” [5],正是尚維果父親曾經在報章頭版大字標題用來怒罵政府的語句。貫穿全片的反叛意識,使電影在上畫後不久就遭到禁映。電檢當局認為影片是對政府權威以及宗教的惡意攻擊。此片要到尚維果死後十年才獲得解禁。有說杜魯福的《四百擊》曾受了這部電影的啟發,而英國自由電影運動的代表人物 Lindsay Anderson 於 1968 年拍成的《假如…》(If…)更在片尾借用了屋頂起義的一幕,不過三十年後嬉皮年代的憤怒青年向權力代表扔來的,不再是書簿雜物,而是真槍實彈了。
《操行零分》被禁後,製片人仍抱著熱誠,希望繼續找尚維果執導一部長片,不過這次他不能選擇題材,而要拍攝一個被選定的劇本《阿特蘭大號》。那本來是個老掉了牙的愛情故事,講述一對新婚男女在一艘小船上的離與合,但尚維果化腐朽為神奇,把故事拍成既富創意又感人的電影。作曲家 Maurice Jaubert 繼《操行零分》後,再一次為尚維果撰寫優美的樂章。選角方面,尚維果找來《操行零分》裡的年輕教師 Jean Dasté [6] 擔演男主角,又找來性格演員 Michel Simon,他之前在尚雷諾亞(Jean Renoir)的電影如《跳河的人》(Boudu Saved from Drowning)中已鋒芒畢露,在《阿特蘭大號》裡飾演全身刺滿奇怪紋身的老水手,令影片增色不少。女主角方面,尚維果找來德國裔的金髮女演員 Dita Parlo,後來她還演出過尚雷諾亞的《大幻影》(The Grand Illusion),不過她最為人稱道的演出,相信仍是《阿特蘭大號》。
1933 年 11 月,《阿特蘭大號》在巴黎的運河上開始拍攝。電影裡不單有愛情線,亦觸及了當時法國社會的經濟蕭條,繁華背後是貧困與失業。影片中有兩個非常動人的情節處理,一個是男女主角的異床同夢,他們分隔兩地,卻同時在夢中跟對方纏綿;另一個則是尚維果運用他在短片《塔里斯》中嘗試過的水底攝影技術,拍攝男主角潛入河裡時,在水中看到妻子起舞的幻影。分開了的一對小情人,經過一番波折,終於復合,可是,影片本身的命運卻曲折得多。開拍《阿特蘭大號》的時候,尚維果的病情已惡化,他深感自己時日無多,因此就算遇上壞天氣,仍沒有停下來,竭盡全力去拍攝。他以一腔對電影的熱情,燃燒著自己的生命。電影拍攝完畢後,他已筋疲力竭,無法完成餘下的剪接工作,唯有叫別人根據他的指示進行後期製作。1934 年 4 月的試片會上,發行商嫌電影不夠商業味道,要求刪改情節,尚維果在病榻中,已無力阻止,結果影片被大幅改動,原先的節奏都給破壞了,片名被更改,連配樂都被更換了。
到了 1940 年,電影才回復原來的名字和本來的配樂,但遭剪去的片斷卻無從還原。1950 年代,法國電影資料館(Cinémathèque Française)的館長 Henri Langlois 從世界各地搜集得來的不同拷貝中,修復出一個比較接近原初的版本。當時的版本只有 83 分鐘。法國新浪潮一眾導演當時看到的,應該就是這個版本。此後《阿特蘭大號》得到很多導演和影評人的推崇,英國電影雜誌 “Sight and Sound” 更把它選為電影史上十大影片之一。好些導演都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借用《阿特蘭大號》的配樂,作為對尚維果的一種致敬。就像幾年前高達的《愛之頌》(Éloge de l’amour)裡,在男女主角在塞納河畔交談的一幕,當女主角跟男主角耳語時,背景響起的,正是《阿特蘭大號》的主題曲。
一直到了 1990 年,法國方面花了很多人力物力,走訪當年有份參與這部電影而仍然在世的人,經過多番考究,加上一個初剪版本在英國被人發現,才把電影回復到 89 分鐘的版本。2001 年再做了進一步修復。經歷了半個世紀,《阿特蘭大號》終於得到一個比較圓滿的結局,尚維果泉下有知,大概會感到安慰吧。
註釋:
[1] 別名中的 Almereyda,是由一句粗話 “there’s shit”(y a la merde)的法文字母重新組合而成。
[2] “La Guerre Sociale”(1906 − 1913),直譯是 “The Social War”。
[3] “Le Bonnet Rouge”(1913 − 1917),意即 “The Red Cap of Liberty”,指的是於法國大革命時期開始成為自由與共和象徵的紅色圓錐形帽子。
[4] “L’Association des Écrivains et Artistes Révolutionnaires”,意即 “The Association of Revolutionary Writers and Artists”,由詩人阿拉貢(Louis Aragon)和電影理論家 Léon Moussinac 等創立。
[5] “Je vous dis merde!”,直譯就是 “I say to you, shit!”。
[6] Jean Dasté 後來曾在多部杜魯福的作品中亮相,包括《野孩子》、《愛女人的男人》以及《綠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