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是一場夢：陽光燦爛的草地上，有蝴蝶飛舞，有男孩天真的笑聲。小男孩彷彿飛越了樹林，衝下山坡，滿心歡喜地奔向母親。然後鏡頭一轉，美好的夢境突然被切斷，接上一片破落的景象。小男孩臉上的笑容不見了。他在殘破的風車裡醒來，獨自走過戰火下的荒野。在故事的現實裡，他已經家破人亡，當上了負責偵察敵方軍情的小兵。
已故導演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第一部長片《伊凡的童年》（Ivan’s Childhood, 1962），描寫一個十二歲小兵伊凡的故事，就由一個夢境開始。他在電影中插入了四段夢境，有草地上的美好回憶、水井裡的星星、雨後散落一地的蘋果、海灘上嬉戲的小孩。在一部以戰爭為題材的電影裡，沒有雙方軍隊交戰廝殺的場面，卻因為加入了這些夢境，凸顯出戰爭的殘酷與恐怖。而夢境的穿插、滴水的聲音、呢喃細語、飛行的母題、超現實的意象、生者與死者的對話、新聞片段的切入、潛行的主題、廢棄的教堂、犧牲與救贖等等，在塔可夫斯基往後的作品裡，仍不斷反覆出現。
塔可夫斯基生於解體前的蘇聯，畢生只拍了七部電影及一些短片，已足以讓他躋身電影大師之列。他的七部電影 ──《伊凡的童年》、《安德烈盧布耶夫》（Andrei Rublev, 1966）、《星球梭那里斯》（Solaris, 1972）、《鏡子》（The Mirror, 1974）、《潛行者》（Stalker, 1979）、《懷鄉》（Nostalgia, 1983）和《犧牲》（The Sacrifice, 1986），形成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影像世界。或許有人會抱怨他的電影晦澀難懂，卻有很多人為之神往著迷。瑞典導演英瑪褒曼就曾說：「初看塔可夫斯基的影片，彷彿是個奇跡 …… 我感到鼓舞和激勵，竟然有人將我長久以來不知如何表達的種種都展現出來。我認為塔可夫斯基是最偉大的，他創造了嶄新的電影語言，捕捉生命，一如倒影，一如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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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路機與小提琴》（短片 ) | 《伊凡的童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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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烈盧布耶夫》 | 《星球梭那里斯》 |
塔可夫斯基唸電影學院時期拍成的短片《壓路機與小提琴》（The Steamroller and the Violin, 1960），以簡潔流暢的筆觸，寫一個男孩與一名年青工人之間的友誼，容或有些矯情，但當中對聲音與影像的處理，已見其個人風格的雛型。兩年後的《伊凡的童年》則已完全脫離了當時固有的電影傳統，自成一格。接下來的《安德烈盧布耶夫》透過一個中世紀俄國聖像畫家的故事來思考藝術家的責任，卻隨即遭到禁映，數年後才獲解禁。然而塔可夫斯基並沒因此退縮或妥協。及後的《星球梭那里斯》和《潛行者》借用科幻故事的外殼，作形而上的探索，檢視人類心靈，以及欲求與道德之間的衝突。
他在《鏡子》裡再跨出了一大步，完全打破傳統的敘事結構，以非常豐富的形式，融合不同的影像風格與聲音運用，散發著濃烈的感情色彩，亦是他最具自傳色彩的作品。他的童年幾乎在戰爭中度過。年幼的時候，父母離異，他就在母親和祖母的照料下成長。他的父親後來成為了著名詩人。父親的作品曾多次被他引用於自己的電影裡。如果說《壓路機與小提琴》與《伊凡的童年》隱含了對父親形象的憧憬，《鏡子》則呈現出導演被父親離棄的心結，以及他對母親極之錯綜複雜的感情。
塔可夫斯基的電影，都包含了其獨有的詩意。他曾提倡在電影裡運用詩的邏輯，認為「比傳統戲劇更接近思想發展的規律，也更接近生命本身」，而「觀眾也將由被動變成主動，不再被作者預設的情節所左右，而是親自參與一個探索生命的歷程」。他反對把電影視為娛樂，不希望觀眾「有如灌飲可口可樂一般消費電影」。他說過自己拍電影，目的是要「拍出能幫人活下去的電影，縱使這種電影有時會讓人不快樂」。他把自己拍電影的美學理念寫成了《雕刻時光》（Sculpting in Time）一書。他形容導演的工作「就如雕刻家面對著一塊大理石，心知完成的作品會有什麼特質外貌，於是動手將不屬於此風貌的部分一片片地鑿掉」。他認為導演亦該如此，只是素材換成由許多具體生活片段所組成的「時間」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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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子》 | 《潛行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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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鄉》 | 《犧牲》 |
雖然在蘇聯拍電影，他可以完全撇開商業上的考慮，卻要不斷跟有關當局周旋，爭取開拍和放映的機會。1982 年，他得以出國到意大利拍攝《懷鄉》。片中的男主角 Gorchakov 是一位詩人，從俄羅斯的老家遠赴意大利，為撰寫一齣歌劇搜集資料。瀰漫在電影裡的，是男主角置身異國那份濃得化不開的鄉愁。而它更像一則讖語，預示了導演自身的命運。塔可夫斯基出國拍攝《懷鄉》的時候，本來只打算作短暫停留，沒想過會一去不返的，最後卻不得已要流放國外，1986 年因肺癌病逝，客死於巴黎，終年 54 歲。
《犧牲》是塔可夫斯基的遺作，幾經折騰才湊足資金，於瑞典開拍。拍攝期間，他已經病重，要不停在工作與醫院之間來回。他的最後兩部電影 ──《懷鄉》與《犧牲》，都包含了人類文明敗壞與救贖的主題。《懷鄉》裡的 Gorchakov 曾三次嘗試捧著燭光橫過水池。走到半路，燭火被吹熄了，就折返起點，把蠟燭重新點著，又吹熄了，再返回起點。這彷彿是一項儀式，以苦行向上蒼祈求。而另一男角 Domenico 則以更暴烈的方式殉道，企圖以自焚來喚醒世人。
《犧牲》這個片名，實際上也有「奉獻」或者「獻祭」的意思。男主角 Alexander 焚燒房子的那個六分鐘長鏡頭，就儼然一場祭禮，捨棄種種身外之物，以換取心靈上的救贖。拍攝這一幕時，由於攝影機在拍攝中途發生了故障，拍出來的效果不理想，房子卻已遭燒毀，結果塔可夫斯基就像《懷鄉》的 Gorchakov 那樣，堅持折返，再蓋過一所房子來重拍。對塔可夫斯基來說，電影創作本身，如同信仰，大抵已是一個救贖的過程了。
（原刊於《CREAM》第26期，200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