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北韓最幸福?

活在北韓最幸福?──談兩部關於北韓的紀錄片

說起北韓,多數人馬上會想到封閉、極權等形容詞,或是想到電視新聞主播李春姬的激昂聲調、金正恩的髮型、核武危機,甚至是登陸太陽等惡搞新聞。一年多前引來北韓猛烈抨擊的美國電影《刺殺金正恩》(The Interview)就極盡誇張地低俗惡搞,譬如說北韓領導人會讓國民相信他毋須大小便,彷彿這個國家本身就是笑話。然而對於從北韓逃出的「脫北者」來說,活在北韓一點都不好笑。北韓官方則極力向外宣傳北韓生活何等幸福美好,像去年香港電視台製作的旅遊節目《在那遙遠的地方》,在北韓官方嚴密安排下拍攝,就不會見到貧苦和饑荒。近期在香港先後可以看到兩部關於北韓的紀錄片,就分別以不同的角度觀看這個極權國家,從而帶出了不同的思考與疑問。(閱讀全文


《幸福北韓》(Under The Sun)

《樹大招風》影評

《樹大招風》:一個時代的終結,一個城市的唏噓

由五位新秀導演合作完成的短片合集《十年》,敢於正面反映香港人在政治憂慮下的集體情緒,雖然在大陸成了敏感詞,但贏得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獎。由銀河映像製作,三位新導演聯合執導的《樹大招風》,可說是循另一進路延續《十年》的想像,但不是設想未來的崩壞,而是借昔喻今,拍出了可能是今年最精彩的香港電影。《樹大招風》乍看是「奇案」類型電影,取材自香港三大頭號通緝犯(張子強、季炳雄、葉繼歡)的事跡,容易令人以為是重演他們的犯案實錄。然而電影拍出來的重點,並非為「三大賊王」立傳,更沒有大肆渲染悍匪大開殺戒的官能刺激,而是落在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前夕坐困愁城的集體焦慮,武戲文拍,借一個時代的終結,傾吐當下這個城市的唏噓。(閱讀全文

8部電影看驚慄政治

8部電影看驚慄政治,你可以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嗎?

香港銅鑼灣書店股東及職員接連「被失蹤」,被稱為「網絡23條」的香港版權條例修訂令人擔憂表達自由受箝制。美國總統羅斯福曾經提出四項人類基本自由,包括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以及免於恐懼的自由。然而,對很多當權者來說,「恐懼」卻是他們用來維持統治、清除異議聲音的手段。

編輯本來請我羅列一些有關「被失蹤」的影片,我在這裡嘗試拉闊範圍,談談八部關於喪失了「免於恐懼的自由」的電影。(閱讀全文


《大失蹤》(Missing)


《屍檔案》(Post Mortem)


《星空塵土》(Nostalgia for the Light)


《被消失的影像》(The Missing Picture)


《烈火》(Fahrenheit 451)


《阿爾伐城》(Alphaville)


《妙想天開》(Brazil)


《V煞》(V for Vendetta)

《十年》影評

《十年》:想像香港崩壞時

最近在香港上映的短片合集《十年》,更是切切實實呼應著時代,是今年最值得討論的香港電影。在雨傘運動經歷挫敗之後,在社會矛盾日益加劇之時,在當權者正要全面撲殺及瓦解反對聲音之際,《十年》來得正合時宜。電影集合了五部短片,五位新秀導演想像十年後香港將變成怎樣,不約而同都是沉重的。我們當然無法預知十年後的境況,但以今日處境設想將來,電影呈現出來的,幾乎都是一個崩壞了的香港。不像杜可風《香港三部曲》那樣不著邊際,仍停留在文化混雜與革命浪漫的想像,《十年》的五部短片,水準或許參差,有些或許未夠圓熟,卻都是切膚之痛。(閱讀全文

《塔洛》影評

《塔洛》:鏡子裡映照藏民的愛與痛

第五十二屆金馬獎賽果塵埃落定,五部入圍最佳劇情片的電影,《刺客聶隱娘》與《醉‧生夢死》共瓜分九個獎項,其餘三部各奪一獎,其中《塔洛》贏得了最佳改編劇本獎。《塔洛》改編自導演萬瑪才旦自己的小說,講述一個藏族牧羊人辦理身份證的遭遇。萬瑪才旦既是藏族導演,亦是藏漢雙語作家,拍電影力圖反映藏區的現實。他首部劇情長片《靜靜的嘛呢石》裡,喇嘛看電視的情節,已在訴說現代文明對傳統文化帶來的衝擊。(閱讀全文

《踏血尋梅》影評

踏血尋梅:碎屍背後的孤獨靈魂

翁子光執導的《踏血尋梅》成為今屆金馬獎入圍提名項目最多的香港電影,共獲得九項提名,包括最佳劇情片、最佳原著劇本、最佳攝影等,而雙雙入圍最佳新演員獎的白只和春夏,演出更叫人刮目相看。《踏血尋梅》早陣子已在韓國富川國際奇幻電影節奪得最佳電影獎,這次入圍金馬獎,能夠跟侯孝賢、張作驥、萬瑪才旦和賈樟柯的新作一起競逐最佳劇情片獎,可說是更上層樓了。(閱讀全文

《哪一天我們會飛》影評

獅子山下,差一點我們也會飛

「為了跳舞,你可以去到幾盡?」(How far are you willing to go for dance?)《狂舞派》訴說年輕人為了自己喜歡的事,燃起心裡的火。《哪一天我們會飛》卻沉重多了,由那團火被現實撲熄開始,一對夫妻走到感情的瓶頸,回首年輕歲月,慨嘆「差一點我們會飛」,而他們有過的夢想,卻像希臘神話裡的伊卡洛斯,翼上的蠟早已融掉,狠狠墜地,再飛不起來。(閱讀全文

列車一直向前行──回頭看台灣新電影浪潮

侯孝賢憑《刺客聶隱娘》在康城影展奪得最佳導演獎,媒體多形容為十年磨一劍。不過如果由他投入「台灣新電影」浪潮開始算起,他在三十年前就已揮劍成河,拍出代表作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華語電影分別出現了三股代表革新力量的浪潮,按時序是:香港電影新浪潮、台灣新電影,以及中國第五代導演的冒起,都是新銳的電影創作者,破舊立新,改寫了當時華語電影的面貌。台灣新電影由《光陰的故事》開始,到後來吳念真、侯孝賢、楊德昌、陳國富、詹宏志等人組成電影合作社,促成了《悲情城市》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那張一字排開的合照,正好標誌那個滿有衝勁的美好年代。

台灣新電影二十周年的時候,紀錄片導演蕭菊貞曾拍了《白鴿計畫》,由中影公司起用新導演拍出《光陰的故事》,為台灣新電影奠下基礎,到侯孝賢以「一杯看劍氣,二杯生分別,三杯上馬去」談浪潮中人的聚散,各奔前程,仔細交代這場電影運動的來龍去脈。台灣新電影三十周年的時候,紀錄片《光陰的故事─台灣新電影》就嘗試另闢蹊徑,少談浪潮始末,多談它的價值與意義,談它對後來者的影響與啟發。這部紀錄片曾在去年威尼斯影展經典單元(修復經典及影人影事單元)率先亮相,由旅居法國的台灣導演謝慶鈴執導,走訪世界知名電影人及藝術家,包括日本的是枝裕和、黑澤清、泰國的阿彼察邦、法國的阿薩耶斯、中國的賈樟柯等。

如果想多了解台灣新電影的前因後果,看《白鴿計畫》甚至是楊力州為金馬獎五十周年拍的紀錄片《那時‧此刻》,會比較清楚。《光陰的故事─台灣新電影》似乎假設觀眾都大概知道台灣新電影是怎麼回事。據知影片訪問了逾五十人,由於片長所限無法全數採用,現在只出現 27 人。請來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作引言,提到台灣八十年代的主軸是發洩和撞擊,當時年輕的創作者透過不同的藝術形式去回應社會變化,電影是其一。然而他提及《風櫃來的人》時卻把戲名說錯了。為什麼不是由跟台灣新電影關係更密切的人來做引子?導演的取捨叫人不解,譬如艾未未和劉小東的出場,除了因為他們的名氣,看不出有什麼必要(卻又刪了王家衛)。讓 Jazmin Lopez 跟另外兩位阿根廷導演談他們眼中的台灣新電影,也是蜻蜓點水。而在台北市文化局新聞稿出現的柯一正、王童、吳念真、魏德聖、陳駿霖,都在影片中消失了,看來導演是要集中從台灣以外的視角去看這場電影運動,然而焦點散亂,討論流於表面,難免有隔靴搔癢的感覺。

周遊列國的訪問片段,也來到香港,訪問了舒琪和羅維明。舒琪並不只是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學院院長,也曾是《悲情城市》的海外宣傳統籌,而當年台灣電影及文化界聯署「台灣新電影宣言」,陰差陽錯竟在香港的《電影雙周刊》率先刊出,舒琪亦在該期雜誌撰文呼應,更與李焯桃分頭找香港的電影及文化界聯署聲援。羅維明也曾在台灣報刊化名撰文力挺楊德昌的《恐怖份子》。這部紀錄片是找對了人,卻沒有交代他們跟台灣新電影的關係,也沒有問到更重要的東西。中國導演王兵跟楊超突然爭辯中國第五代導演沒有台灣新電影對個人的關懷,儘管有趣卻離題。影片沒有把握台灣新電影三十周年的回顧時機,沒有反思浪潮引發的爭議,只是再次肯定它的光環。

《光陰的故事─台灣新電影》用了「上路」作為主要意象貫穿整部影片(行駛中的捷運列車、《戀戀風塵》的火車,到片尾《南國再見,南國》騎機車在路上奔馳的片段)。侯孝賢壓軸出場談到「影像的形式已經玩到不能再玩,最重要還是那個時代的內容」。列車一直向前行,在台灣新電影歷經三十年後的今天,時代的內容又是什麼?影響和傳承,除了阿彼察邦、是枝裕和、賈樟柯,以至鮑鯨鯨,為什麼不談談台灣本土?曾當過楊德昌副導演的魏德聖、參與過《一一》拍攝工作的陳駿霖、深受台灣新電影啟蒙的林靖傑、侯孝賢主導首屆金馬電影學院的學生趙德胤、曾獲侯孝賢監製首部作品的侯季然,都見證台灣新電影的薪火相傳,遺憾影片沒有談到這部份。據知製片王耿瑜正籌備影片的後續專書,完整記錄那些無法放進影片的訪談內容,結構和編排會跟電影很不一樣,期望屆時可以看到更豐富更深入的討論。

(刊於《號外》第 466 期《Movie Xtra 別冊》)